许国栋查举报信，查了五天。
查到的结果是：举报信从香港寄出，信是打印的，没有署名，但信纸是半岛酒店的信纸，邮戳是中环邮局。
半岛酒店，有钱人去的地方。香港的有钱人——刘南生顿住了。
陈婉仪。
许国栋也这么想：陈婉仪是香港人，做投资，住得起半岛，而且她说过，账本里的钱她想要。她举报梁永丰，永丰食品被税务查，钱被冻结——梁永丰被逼急了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找她借钱。她一举报，两头的钱都往她手里流。这是两头吃。
“这个女人，厉害。”刘南生说。
但陈婉仪的举报对南生没有坏处——梁永丰的钱被冻结，反而证明他确实有赃款，税务查完，钱还是要还。所以刘南生不打算接招：她设了局，等南生钻。不钻，她就会急；急了，就会自己找上门。
新加坡那笔钱，也不能干等。
“不等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梁永丰的钱被冻结，是坏事——但也是好事。税务查他，等于替我们查账。他账上的每一笔钱，都会暴露在税务的放大镜下。”
“那——”许国栋说，“税务会查多久？”
“快，一两个月；慢，半年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但不管多久，有一件事，我们可以先做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找梁永丰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被查了，肯定慌。慌的时候，最好谈。”
“谈什么？”
“谈第二笔。”刘南生说，“1997年那笔一百二十万美金。他第一笔都不认——现在被税务查了，他该知道，藏不住了。”
“刘总。”许国栋说，“你又要去新加坡？”
“不去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让梁永丰，来深圳。”
“他来深圳？”许国栋说，“他肯来？”
“他会来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被税务查了，在香港、新加坡都待不踏实——深圳，离香港近，他过来方便，也低调。”
“那——”许国栋说，“我约他？”
“约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就说——账本上有几笔往来，想当面跟他确认。他要是心里没鬼，就来；有鬼——他更得来，因为他怕我们把他'有鬼'的事，交给税务。”
“刘总。”许国栋说，“你这招——是先让税务替他慌，再让他来谈。”
“对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许国栋，你记住——追账，不是追债。是追心。心慌了，账就松了。”
三天后，梁永丰来了深圳。
他比上次见面，憔悴了很多。金丝眼镜后面，是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。
“刘先生。”他在南生公司的会议室坐下，“你找我？”
“梁总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新加坡税务的事，我听说了。”
梁永丰的脸色，变了一下：“刘先生，消息传得真快。”
“不是消息快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是账本上的事，我一直在盯。梁总，税务查你，是好事——查清楚了，你的账干净了，我们的账，也好算了。”
“刘先生……”梁永丰说，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“我想说——”刘南生说，“1997年，那笔一百二十万美金的事。”
梁永丰的手，在膝盖上，握紧了。
“梁总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账本上，1997年，'梁，出，一百二十万美金，转永丰发展'。这笔钱，是周明远转给你母公司的。现在，永丰发展被税务查——这笔钱，藏不住了。”
“那——”梁永丰说，“那是投资。周明远，投资永丰发展。”
“投资？”刘南生说，“有协议吗？”
“有——”梁永丰说，“但，1997年的协议……”
“1997年的协议，找不到了？”刘南生说，“梁总，没有协议的投资——在新加坡的法律里，不叫投资。叫——洗钱。”
会议室里，安静了。
“刘先生。”梁永丰的声音，有点哑，“你——是要逼我？”
“不是逼你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是帮你。梁总，税务已经在查你了。查到最后，那笔一百二十万，要么被认定为赃款，没收；要么被认定为洗钱，你坐牢。”
“但如果你主动配合——”他说，“把钱还给受害人，新加坡的税务，会认定你是'善意配合'。你的责任，就轻了。”
梁永丰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“梁总。”刘南生说，“第一笔五十万，你签了分期。第二笔一百二十万——你一直不认。现在，税务帮你'认'了。”
“你回去想想。”他说，“想清楚了，给我电话。三天内，我等你的答复。”
“三天……”梁永丰说。
“三天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梁总，三天后，你答复我。你要是还说不认——我就把账本复印件，交到新加坡商业罪案调查局，配合他们调查。”
“到时候——”他说，“就不是还钱的事了。是坐牢的事。”
梁永丰站起来，脚步有点不稳。
“刘先生。”他走到门口，回头，“你这个人——比周明远，难缠。”
“难缠？”刘南生说，“梁总，我不是难缠。我是——算账。”
“周明远的账，我算到底了。”他说，“你的账——也在里面。”
梁永丰走了。
许国栋从里屋出来：“刘总，他会认吗？”
“会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已经慌了。人一慌，就顾头不顾腚——他要是不认，我就把账本交出去，他连第一笔的五十万分期，都保不住。”
至于接下来——不等。刘南生的判断是，梁永丰回去，肯定会先联系一个人：陈婉仪。他慌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找钱；陈婉仪有钱，会借给他，但一定有条件——条件，一定跟账本有关。她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举报、冻结、施压，要的从来不是梁永丰，是刘南生手里的账本。
账本，她拿不到——刘南生早复印了三份，一份在深圳，一份在香港，一份在许国栋的脑子里。她想要账本，可以，拿钱来换：受害人的钱一笔一笔还清，账本，她可以看。
“你盯着梁永丰，也盯着陈婉仪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们俩，谁先动——谁，就先露底。”
电话，比预想的来得快。
第二天下午，刘南生的手机响了。是一个香港的号码。
“刘先生。”电话那头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温和，从容，“我是陈婉仪。我们在曼谷的拍卖会上，见过一面。”
“陈女士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记得。”
陈婉仪的电话，开门见山：她对账本一直很感兴趣，梁永丰的钱被税务冻结的事她听说了。她提出合作——南生追账是为了还给受害人，她投资是为了赚钱。账本上三笔大钱：梁永丰的被税务盯着，钱永福的在缅甸不好抓，唯独缅甸的矿，她有点门路——她在缅甸认识几个做矿的朋友，可以帮忙把矿变现，她抽一成佣金。缅甸的玉石矿，三成股按行情值两三百万美金，一成，二三十万。
“陈女士，你这个提议，听起来，很诱人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但我有一个问题。”
“陈女士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你这个提议，听起来，很诱人。但我有一个问题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你帮我变现缅甸的矿——那梁永丰的账，你还会'帮忙'吗？”
电话那头，沉默了两秒。
“刘先生。”陈婉仪说，“你这话，问得有意思。梁永丰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新加坡的举报信，是从半岛酒店寄的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陈女士，半岛酒店的常客里，有你。”
电话那头，安静了。
“刘先生。”陈婉仪的声音，冷了一度，“你查我？”
“做账的人，习惯查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陈女士，举报梁永丰，冻结他的钱——然后，你来跟我谈合作。你的算盘，打得挺响。”
“……刘先生。”陈婉仪说，“我小看你了。”
“不是小看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是账本的事，我不得不小心。陈女士，缅甸的矿，我自己会追。梁永丰的账，我自己会算。你的好意——我心领了。”
“但——”他说，“你要是真想合作，等你把话说清楚的那天，我们再谈。”
“我把话说清楚？”陈婉仪说，“我哪里没说清楚？”
“你举报梁永丰，图的是什么——你没说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你查我的账本，图的是什么——你也没说。陈女士，你的两件事，都藏着半句。藏着半句的合作——我不敢要。”
电话那头，陈婉仪沉默了很久。
“刘先生。”她说，“你是第一个，让我把话咽回去的人。”
“不是咽回去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是等你，把话说完。”
“等我说完？”陈婉仪说，“那好——等我下次，想清楚了，再打给你。”
“我等着。”刘南生说。
挂了电话，他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“陈婉仪。”他轻声说，“你终于，忍不住了。”
“你举报梁永丰，是想两头吃。你找我合作，是想摸我的底。”他说，“可你没想到——我连你寄信用的信纸，都查了。”
“缅甸的矿，我自己追。”他说，“你的'好意'——我不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