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陈的消息，第三天下午到的。
那天下午，刘南生正在酒店房间里，整理曼谷拍卖会的材料。电话响的时候，他正把一沓文件往档案袋里塞。他腾出一只手，接起电话，顺手把档案袋压平。
“刘总。”老陈的声音，从电话那头传来，“永丰食品，查到了。”
老陈的汇报，信息量很大。
永丰食品，注册在新加坡，法人叫梁永丰，广东台山人，1996年到的狮城。老陈托新加坡的朋友查了注册底档——底档一切正常，但朋友说，永丰的老板在唐人街，大家都叫他“老梁”，他给朋友看的照片，跟现在判若两人。老梁自己说，年轻时在广东生意做垮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来新加坡是重新做人。
可这个“重新做人”的人，重新做得相当好。永丰食品，现在是新加坡冷冻食品市场的三巨头之一。老梁名下，两座码头冷库，一条冷链车队，还有新加坡的银行账户。
刘南生靠回椅背，眼睛看着窗外，脑子里，把那两百万美金，和这个“老梁”，连成了一条线。
“那批从曼谷运过去的货，进的，就是他的库？”他问。
“应该是。”老陈说，“刘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”
“接下来——我去新加坡。”
电话那头，老陈沉默了一下：“刘总，新加坡那边，人生地不熟——”
“所以我要去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账本上，新加坡有两百万美金的存款。这笔钱，是周明远'存'在梁振邦手里的。梁振邦没死——他改了名，换了个身份，继续活着。这笔钱，他打算，吞了。”
“那——我们怎么要回来？”
“钱，是周明远骗来的。骗来的钱，追回来，还给受害人。梁振邦想吞——得先过账本这一关。”
“那我跟你去？”
“你不用去。你留在曼谷，盯着郑永昌。我怕我一走，他又搞小动作。”
“行。”老陈说，“刘总，你小心。新加坡那边，不比曼谷——那边的规矩，更严。”
“严好。严，说明讲道理的地方多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给许国栋打过去，问的是法律上的事——周明远的钱存在梁振邦手里，算不算赃款，账本算不算证据，能不能在新加坡追。
许国栋的回答，很实在：账本是周明远一个人的笔记，法院可以认，也可以不认。要追钱，最好有独立的证据，比如银行流水。但新加坡的银行保密制度很严——除非法院下调查令，否则银行不会给外人看任何人的账户。
刘南生听完，心里有了数。曼谷这边的证据——通缉令、查封记录、账本复印件——已经做扎实了。到了新加坡，先起诉，再走法院的渠道调流水。新加坡的律师费贵，但周明远那两百万美金，合人民币一千六百万。花五十万打官司，追回一千六百万——这笔账，怎么算，都划算。
“先不着急找律所。”他对许国栋说，“我到了新加坡，先见梁振邦一面。”
“见他？”许国栋说，“梁振邦要是知道你是来追钱的——他躲你都来不及。”
“一个在唐人街混了七八年的老板，他的根，都在明面上，躲不到哪去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对付梁振邦这种人，先礼后兵。我先告诉他：账本在我手里，你吞的钱，该吐出来了。他要是讲道理，好聚好散。要是不讲——账本加上洗钱两个字，递到新加坡的法庭上去。”
“洗钱？”
“周明远存在他手里的钱，是赃款。赃款，他收下了，花了，赚了——在新加坡，这叫洗钱。梁永丰这个名字，从1996年用到现在，干干净净。可一旦沾上洗钱两个字——他的名字，就脏了。”
电话那头，许国栋沉默了一下：“刘总，你这一手——够狠。”
“不是狠。是算账。周明远的账，我算到底了。”
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手机又响了。是苏小暖。
“刘总。”她的声音有点急，“曼谷这边，出事了。郑永昌今天下午，去了三号库。他带着人，在库门口站了一个多小时，没进去——但走的时候，把看库的老头，叫走了。”
“看库的老头？”刘南生说，“就是那个说1月10号晚上有六辆货柜车的？”
“就是他。”苏小暖说，“刘总，你说——郑永昌会不会是在堵他的嘴？”
“有可能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苏小暖，你让老陈去跟那个老头聊聊——告诉他，法院已经立案了，他说过的话，有录音，有笔录。让他别怕，也别——乱说。”
“教唆伪证。”苏小暖说，“我这就跟老陈说。”
“还有——”刘南生说，“那个老头，要是被郑永昌吓住了，不敢作证——你就跟他说，法院的传票，可以保护证人。泰国的法律，对证人，有保护条款。他只要肯作证，郑永昌碰不了他。”
“我记住了。”苏小暖说。
“还有——”刘南生说，“我走之后，曼谷的事，你盯着。账本的清点，法院那边，每天催一催。别让他们拖着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苏小暖说，“刘总，新加坡那边——你真一个人去？”
“一个人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梁永丰不是郑永昌。郑永昌是野路子，梁永丰是正经商人——正经商人，怕的就是'麻烦'两个字。我一个人去，他还好意思，把我拒之门外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继续收拾行李。
行李箱摊在床上，衣服一件一件叠好。他叠得很慢，叠完一件，压平，再放一件。
他坐在床沿，拿起那个皮面本子，翻开，列清单。
“第一，账本复印件，带两套——一套给新加坡的律师，一套备用。第二，泰国法院的查封判决书，翻译成英文。第三，通缉令的复印件。”
他顿了一下，在纸上写下：“第四，梁振邦在振邦贸易时期的旧账——许国栋那边，有没有留底。”
他拿起电话，又给许国栋打过去，问振邦贸易的旧账。许国栋说，97年那会儿查过振邦贸易——注册地址是香港湾仔的一栋写字楼，开户银行是汇亨。这些记录，档案里还有留底。
“好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把那些记录，传真到新加坡的酒店。明天下午，我到了就收。”
“刘总。”许国栋说，“你查振邦的旧账，是想——”
“我想知道，梁振邦1996年去新加坡的时候，带了多少钱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1996年去新加坡，1997年，永丰食品就开了码头冷库——建冷库的钱，哪来的？”
“哪来的？”许国栋说，“刘总，你是说——他带走的，可能就有周明远的钱？”
“周明远的账本上，香港那边，1996年有一笔——'梁，出，五十万美金'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当时没在意，以为是梁振邦借的。现在看——那笔钱，可能就是梁永丰在新加坡的第一桶金。”
“五十万美金。”许国栋说，“1996年，五十万美金——够开一家食品公司了。”
“对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账本上写着'出'，就是周明远拿出去的钱。钱给了梁，梁拿去新加坡开了永丰——这笔钱，就是赃款的一部分。”
“证据链——”许国栋说，“通缉令、账本、振邦旧账、新加坡注册记录——”
“串起来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梁永丰，就是梁振邦。他1996年带着周明远的五十万美金去新加坡，混到今天，成了三巨头。他以为，周明远死了，账本没人看得懂——这笔钱，就永远是他的了。”
“可他不知道——”许国栋说，“账本，在你手里。”
“账本，在我手里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钱，该回家了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，关灯，躺下。
窗外的月光，透过窗帘的缝，落在地板上，一道白，一道暗。曼谷的夜，安静下来，远处偶尔传来一声摩托车的引擎声，又很快，被夜色吞没。
他枕着手臂，望着天花板，没有睡意。
账本里的字，一页一页，在眼前翻过。“梁，出，五十万美金”——这笔钱，从香港，到新加坡，变成一家食品公司，变成梁永丰的基业。钱是死的，人却是活的。梁振邦改名换姓，活成了另一个人。
“梁永丰……”他翻了个身，轻声说，“周明远死了，账本在我手里。”
“你的名字——”他说，“也该改回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