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证会的前一天，刘南生收到三个消息。
第一个消息，是老陈带来的。老陈一进门就说，他那个法官朋友颂猜今天告诉他——暹罗冷链那边，往法院塞了人。不是贿赂，是“关系”：暹罗冷链的律师，是曼谷一家大所的人，那家大所跟商业法院的一位副院长，是同一所法学院毕业的；听证会的法官，正好是那位副院长分管的。颂猜说，按曼谷的规矩，这种“有人”的案子，法院一般会拖——拖三个月，拖半年，拖到对方自己没耐心。
“拖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郑永昌不怕拖。他的暹罗冷链，在曼谷扎根三年了。他拖得起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老陈说。
“拖，是他们的刀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刀——账，在我们手里。钱，在路上。”
第二个消息，是许国栋带来的。他拿着电话进来，脸色不好看——缅甸那边出事了。钱永福那个玉石矿，矿权证的持有人貌温，今天在仰光矿务局办事，出来的时候被几个人堵在巷子里揍了一顿，身上的文件全被抢了：矿权证的复印件，还有一份转让意向书——钱永福打算把矿权转给貌温的侄子，转让价五十万美金。
“五十万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钱永福在跑路，矿权转给侄子——他是想把矿套现，然后彻底消失。”
“对。”许国栋说，“刘总，你猜，打貌温的人，是谁派去的？”
“郑永昌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想抢在法院之前，把矿权的线索掐断。矿权要是被转移了，账本上的第三笔钱，就永远追不回来了。”
许国栋问他怎么办。刘南生摇头——矿权在缅甸，不在泰国，南生插不上手，但有人插得上：钱永福是红色通缉令上的人，他的资产转移，属于洗钱。明天上午，把账本里关于矿权的那一页复印一份，交给泰国警方，请他们转交国际刑警。国际刑警不管国界——但缅甸的矿务局，怕国际刑警。一个红色通缉令上的人，名下资产被冻结，缅甸的矿务局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。
“所以——”许国栋说，“貌温挨的打，白挨了？”
“不白挨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这一打，反而帮了我们——它证明，矿权还有价值。有价值的东西，法院就愿意冻结。”
第三个消息，是苏小暖带来的。她手里拿着一封信——郑永昌托人送来的，说听证会之前，想跟刘南生谈谈，约了今晚，在湄南河边的一家餐厅，就他一个人。
“鸿门宴，也得去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郑永昌这个人，从来不做没目的的事。他约我，说明他手里有牌——我想看看，他这张牌，是什么。”
“那我陪你。”苏小暖说。
“不用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说一个人，就一个人。你留在酒店，把三张表再背一遍——万一我回不来，账，还在你脑子里。”
苏小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“刘总。”她说，“你小心。”
“放心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郑永昌要的不是我的命——他要的是账。账，在我口袋里。我带着账去见他，他不敢动我。”
傍晚六点，湄南河边的餐厅。河风从敞开的窗子里灌进来，带着水汽和烤虾的焦香。郑永昌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摆着一瓶红酒，两个杯子。看见刘南生进来，他站起来，笑了笑：“刘总，请坐。”
刘南生坐下，没有碰酒杯：“郑总，有话直说。”
“爽快。”郑永昌给自己倒了杯酒，喝了一口，“刘总，我知道，你的账，破完了。”
刘南生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承认。
“你不用瞒我。”郑永昌说，“梁先生——我请的账房先生，昨天跟我说，他磨了一个月，磨出三成。他说，这账，只有熟悉周明远老习惯的人，才能破。而全深圳，最熟悉周明远的人——是你。”
“所以？”刘南生说。
“所以我认输。”郑永昌说，“账，我不抢了。三号库，我也不争了。我只有一个请求——账本里，有一笔钱，是我当年借给周明远的。两百万，香港的账。我想，把那笔钱，拿回来。”
“借给周明远的？”刘南生说，“郑总，周明远已经死了。你说借给他两百万——有借条吗？”
“有。”郑永昌从西装内袋里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，放在桌上，“1998年，周明远在香港，找我借了两百万周转。这是他亲手写的借条，有签名，有手印。”
刘南生拿起借条，看了看。纸是真的旧，字迹，也确实是周明远的——那一撇一捺的力道，做不了假。
“郑总。”他说，“这张借条，是真的。但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”
“早拿出来？”郑永昌说，“刘总，周明远活着的时候，他的钱都在暗处。我找他讨债，他有一百个理由推。现在他死了，账本在你手里——他的钱，终于能见光了。我的两百万，也该还了。”
刘南生把借条放下，看着郑永昌。
“郑总。”他说，“账本里，确实有一笔香港的账，两百万，1998年，借款方写的是'郑'。”
郑永昌的眼睛，亮了一下：“所以——”
“所以我确认，这笔账，是真的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但郑总，账本里还有一笔——1998年，同一时间，'郑'从恒达的账上，转走了一百六十万，注明'还郑'。”
郑永昌的脸，僵住了。
“你借给周明远两百万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周明远还了你一百六十万。你还欠他四十万——不，按账本，他后来还给你的是'还郑'，一百六十万。那笔两百万的借条，已经抵消了一百六十万。剩下的四十万——你打算，什么时候还？”
餐厅里，安静了。湄南河的水声，从窗外隐隐传进来。邻桌的刀叉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也停了。
郑永昌的手指，在桌上，敲了两下。
“刘南生。”他说，“你连这个——都破出来了？”
“账本在你眼里是密码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在我眼里，是流水账。郑总，你今晚这顿饭，请错人了。”
他站起身。
“听证会，明天见。”他说，“你那两百万——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该还的，是四十万，不是你。”
“刘南生！”郑永昌在他身后，声音沉了下来，“你以为，账本在你手里，你就赢了？”
“我没说我赢了。”刘南生回过头，“但我知道——你的刀，三把，我都接住了。烧备份，我复印了。拖延，我有人证。假借条——”他笑了笑，“账本，就是最好的证人。”
“明天听证会——”他说，“见。”
刘南生走出餐厅，湄南河的风，带着水汽，吹在脸上。他站在河边，点了一根烟。河面上游船灯火通明，一路唱着歌开过去，歌声被风扯碎。烟头明灭之间，手机响了，是许国栋。
他把刚才的事说了：借条是真的，但已经被抵消了——郑永昌今晚想用两百万的借条，换他在听证会上松口。他告诉郑永昌，账本上写得很清楚：他还欠周明远四十万。
“四十万。”许国栋说，“那他——”
“他不会善罢甘休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许国栋，你今晚别睡。把账本里跟'郑'有关的每一笔，都摘出来——明天听证会，我要带着完整的流水上庭。”
“摘出来了。”许国栋说，“我下午就整理好了。跟'郑'有关的，一共十七笔：借入两百万，还出一百六十万，还有六笔小额往来。我都按时间排好了。”
“好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还有——苏小暖那三张表，让她今晚再背一遍。明天上庭，我不带纸，只带人。”
“不带纸？”许国栋说，“法官要看账本呢？”
“法官看的是法院保管的原件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的副本，明天听证会结束就交回法院。但在那之前——我脑子里有多少，法院就'保管'多少。”
“刘总。”许国栋说，“你这招——太险了。”
“险？”刘南生说，“许国栋，郑永昌烧我的备份、打貌温、递假借条——哪一招不险？他敢出招，我就敢接招。明天的听证会——不是他拖我，就是我拖他。账，在我脑子里。他拖多久，我都记得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