账本在法院封存后的第三天，许国栋到了曼谷。
他带了两样东西：周明远的笔迹样本，和一张机票——回程的，后天。
“刘总。”他把一个文件袋放在桌上，“你要的东西，都在这。”
许国栋从恒达的旧档案里调的样本：周明远签字的合同、批条、便签，一共三十七份，他老婆郑秀兰的口供复印件也有。刘南生打开文件袋，一张一张地看。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法院那边，账本副本今天下午能取。封存的是原件，法院同意给我们一份影印副本，用于清点——这是曼谷商业法院的程序。郑永昌的律师，也在申请同样的副本。”
“郑永昌也申请了？”许国栋皱起眉头，“那——账本上的东西，他也能看到？”
“看得到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但他看不懂。”
“看不懂？”
“账本是周明远写的。周明远记账，从来不用正常的数字。你看——”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，上面是他昨天从证物袋里抄的一行字：
“3号铺，7号铺，11号铺，共21。”
“这是账？”许国栋说。
“是账。周明远在蛇口港务局干过三年。港务局的商铺，是按号排的。他记账的时候，习惯用铺号代替金额——3号铺，就是三万；7号铺，就是七万；11号铺，就是十一万。三个铺加起来，二十一——就是二十一万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查过他。蛇口港务局的老职工，我找过两个。他们说，周明远在港务局管仓储的时候，跟人算账，就是'三号铺、七号铺'这么说的。这是他的老习惯，改不掉。”
许国栋盯着那行字，看了半天：“所以，账本在他手里，是密码本；在你手里，是明细账。”
“对。但时间紧。郑永昌请的账房先生，是香港的老会计，姓梁，专做'洗数'的。梁先生有本事，只是不知道铺号这个门道。他要是慢慢磨，也能磨出个七八成——给他一个月，账本就等于公开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们只有三天。三天内，把账本破完。趁郑永昌的账房先生还在磨，我们已经把钱追回来。”
“三天。刘总，账本多厚？”
“不厚。一百多页。但周明远的字，跟鸡爪似的，加上铺号、暗码、日期倒写——要一页一页地磨。”
“那我们分工。我认字迹，你认铺号。两个人，快一点。”
“快一点。但不只两个人。”刘南生拿起电话，拨了个号：“苏小暖，你把手头的账停一停，帮我调两个人过来——一个懂港式账本的，一个字写得好的。对，来曼谷。机票公司报销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说：“苏小暖那边，明天到。”
“那郑永昌呢？”许国栋问，“他知道我们也在破账，不会坐视不管吧？”
“他当然不会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所以——我这三天，白天破账，晚上，等他的招。”
许国栋看着他：“刘总，你好像——很期待他出招。”
“期待？”刘南生笑了笑，“不。我是想看看，三年了，郑永昌还是不是当年那个郑永昌。”
下午三点，法院的副本取出来了。
刘南生和许国栋回到酒店，把窗帘拉上，台灯打开，一百多页的账本副本摊在桌上。第一页，就是那行字：
“陈志明。香港新港冷链。欠我一百四十万。”
“陈志明。这个人——不是三年前抢我们客户的那家新港冷链吗？”许国栋说。
“是他。新港冷链，表面上是香港的独立公司，实际上是周明远在境外布的棋子。陈志明是周明远推到台前的代理人。三年前新港冷链垮台，周明远被抓——陈志明带着一百四十万的账，跑了。”刘南生翻到第二页，“账本上写了：陈志明，澳门。欠款一百四十万，分三笔：四十七万、五十二万、四十一万。”
“澳门？那——这笔钱，追得回来吗？”
“先记下来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一本一本地破，一页一页地记。钱，一笔一笔地追。”
他拿起笔，在账本副本的第一页上，写下第一行批注：
“陈志明——澳门——一百四十万——三笔。”
窗外，曼谷的天，渐渐黑了。
台灯下，两个人的影子，投在墙上。一百多页的账，从第一页开始，一页一页地翻。纸页沙沙地响，偶尔夹着许国栋低声念出铺号的声音。走廊里有人经过，脚步很轻，谁也没抬头。
第二天一早，苏小暖带着两个人到了曼谷。她调来的两个人，一个姓何，做过港资公司的会计，认得港式账本；一个姓方，写字工整，负责誊录。
四个人，两张桌子，一壶咖啡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曼谷的午后闷热，台灯把四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从早上八点，翻到中午十二点。
“刘总。”何会计放下笔，揉着眼睛说，“第三十二页，这笔账——我琢磨了半天，觉得不对。”
“哪笔？”
“这里写着'十二铺，赊，收三'。按铺号算，十二万，赊账，收了三万？那剩下九万呢？”
刘南生凑过去看了一眼：“周明远的'赊'，跟别人不一样。他的赊，是对方欠他；他的'收'，是对方还了。'赊，收三'——是对方欠十二万，还了三万，还欠九万。记在'待追'一栏。许国栋，你单列一张表：已追、待追、烂账。待追的，标上日期和地点。”
“标地点？”
“周明远记账，习惯在每笔账后面写一个地名。钱在哪，他就写哪。你看——'赊，收三，澳门'。这笔钱，人还在澳门。”
又是澳门。陈志明那笔，也在澳门。刘南生说，澳门有赌场，钱进了澳门，一半是赌债，一半是借条——周明远放出去的账，有不少是从澳门周转的。
他话音刚落，手机响了。
“刘总。”电话那头，是老陈的声音，有点急，“出事了——今天一早，冷库区那边，三号库的备份文件，被人烧了。”
“烧了？哪个备份文件？”
“就是法院封存前，我们拍的账本照片——存在管理处的保险柜里。”老陈说，“今早管理处的人上班，发现保险柜被撬了，照片全烧了，灰都没剩。”
许国栋在旁边，脸色变了：“刘总——我们手上的副本，是唯一的了？”
“不是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昨天下午，已经让苏小暖把副本再复印了两份，一份放深圳，一份放香港。”
“那——郑永昌烧的，是空的？”
“他不知道我们复印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以为烧了照片，账本就没了。”
他挂了电话，看着桌上摊开的账本副本。
“郑永昌。”他说，“三年了，你的招数，还是这一套。烧东西——烧得掉照片，烧不掉账。继续破。他烧他的。我们破我们的。”
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。四个人重新埋进账本里，谁也没说话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窗外的曼谷华灯初上，霓虹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在墙上投下一道道彩色的条纹。
这一破，破到深夜。
十一点半，曼谷的夜沉了。走廊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空调外机嗡嗡地响。何会计把最后一页誊完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：“刘总，账本，全破完了。”
许国栋把三张表摊开，汇总：三笔大的——陈志明，澳门，一百四十万，已追四十七万，待追九十三万；第二笔，新加坡，户名Lau Wei-ming，周明远的化名，两百万美金，约一千六百多万人民币；第三笔，缅甸，矿权——账本上只写了一行字：“玉石矿，三成股，值多少，赌。”没有数字。
周明远自己，也不知道值多少。苏小暖问起曼谷那笔，刘南生说那是钱永福的：一百二十万，郑秀兰转给钱永福的。这钱，钱永福拿着开了永福贸易，买了这三座冷库。冷库现在是法院的了——这笔，等于追回一半。
三笔大的加起来，两千多万。
“两千多万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周明远骗了一辈子，攒了两千多万。现在——该还了。”
他话音刚落，手机又响了。是曼谷商业法院的官员，声音很客气：暹罗冷链的律师，今天下午向法院提交了异议申请，主张三号库的买卖有效，要求解除冻结。法院安排了下周三听证。在那之前，三号库维持冻结——但异议期间，证据材料由法院统一保管，他手里的副本，请在下周三前，交回法院。
挂了电话，房间里安静了。
“刘总……”苏小暖说，“副本交回去——账，我们不就白破了？”
“账没白破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账，已经在我们脑子里了。”
他拿起那三张汇总表，折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。
“苏小暖。”他说，“把这三张表，背下来。然后，把副本烧了。”
“烧了？！”苏小暖说，“刘总——”
“烧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法院要收回副本，我们就给他一份'干净的'。账在脑子里，表在口袋里——他要收，就收吧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看着曼谷的夜景。街灯一盏一盏亮着，湄南河上的船火明明灭灭。
“郑永昌。”他说，“你烧我的备份，我烧我的副本。你请律师，我记数字。下周三——听证会上，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