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明远保外就医的申请，批下来了。
消息是许国栋打听到的。
许国栋在电话里，把情况一口气说了：周明远肝癌晚期，监狱批了保外就医，人已经出狱，住在深圳一家医院的住院部，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。更让刘南生意外的，是后面那句——郑秀兰回来了。
“她不是被通缉吗？”刘南生问，“她不怕被抓？”
许国栋说，郑秀兰是回来自首的。她听说周明远肝癌晚期，就从泰国赶了回来，到公安自首，承认当年港深投资的假合同讨债是她授意的。公安拘了她，但她愿意退赃——在泰国还有一笔钱，愿意退出来还给受害人。
刘南生沉默了一会儿。三年了，郑秀兰跑出去三年，偏偏这个时候回来。他不用想也知道为什么：周明远要死了。她回来见最后一面，也想在周明远死之前，把债清了，让他走得安心。
“许国栋。”他说，“你跟公安的朋友说一声。郑秀兰退赃，我们接受。但我们要见到她。三年了，周明远的账，我要跟郑秀兰算清楚。”
两天后，刘南生见到了郑秀兰。
地点在公安局的一个接待室。郑秀兰坐在桌子对面，瘦了，头发白了不少，但眼睛还是亮的。
“刘南生。”她说，“三年了。”
“三年，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”她接着说，“1999年，我从深圳跑到香港，又从香港跑到泰国。你是不是觉得，我活该？”
“我不觉得你活该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觉得你可怜。”
“可怜？”
“你跟着周明远，做了三年的假账、假合同、假讨债。最后周明远进去了，你跑了三年，一个人躲在泰国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郑秀兰，你为什么要跑？”
“我跟你说实话。”郑秀兰说，“当年，周明远跑路之前跟我说：秀兰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我信了。我带着钱，先到了香港。但周明远没有随后就到。他被抓了。”
“我在酒店里，等了他七天。”郑秀兰说，“七天，他没来。第八天，新闻里说，周明远被引渡了。我才知道，周明远骗了我。他不是随后就到。他是让我先跑，替他把钱带出去。”
“我在泰国躲了三年。”她说，“这三年，我天天想，周明远为什么骗我。我想明白了。周明远这辈子，谁都骗。骗银行，骗客户，骗合伙人。最后，连自己的老婆，都骗。”
“我这次回来，是自首的。”郑秀兰说，“我把泰国的钱退出来，还给受害人。我不跑了。刘南生，我求你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周明远肝癌晚期，最多还有三个月。”她说，“我想见他一面。我跟周明远做了二十年夫妻。他骗了我，我恨他。但，他要死了，我想见他最后一面。刘南生，我知道，这个要求不该跟你提。你跟周明远斗了三年。但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你能帮我。”
刘南生坐在那里，想了很久。接待室的白墙，在日光灯下白得刺眼。窗外有辆警车开过去，警笛声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
“郑秀兰。”他说，“我可以帮你。但我有三个条件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第一，你退赃的钱，要一分不少。第二，你要把周明远当年布的局，全部交代。”刘南生说，“第三，你见周明远，可以，但我要在场。”
“你要在场？”
“我跟周明远斗了三年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要死了，我要亲眼看他走完这最后一段路。这三个条件，你答应，我就帮你。”
郑秀兰想了一会儿，点了头：“我答应。三个条件，我都答应。”
走出接待室的时候，刘南生在走廊里站了站。三年前，他在这座楼里报过案；三年后，周明远的妻子坐在里面，求他帮忙。他把这个念头按下，没再多想。
一个星期后，医院住院部。
走廊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。周明远躺在病床上，瘦得脱了形，颧骨高耸，但眼睛还是亮的。床头的监护仪一下一下地跳着绿光。刘南生和郑秀兰走进病房。
“刘南生。”周明远看见他，笑了，“你来了。”
“还有秀兰。”他看见郑秀兰，眼睛红了，“秀兰，你回来了。”
“明远，我回来了。”郑秀兰说，“我自首了。泰国的钱，我退了。”
“退了好。”周明远说，“退了，我们就不欠了。”
病房里，安静了一会儿。只有监护仪轻轻响着。
“刘南生。”周明远说，“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我斗了你三年。三年前，我以为我能赢你——我比你有钱，有关系，有手段。我布了五个局，每一个局都要你的命。但五个局，都被你拆了。你拆得我进了牢。”
“我在牢里想了三年。”周明远说，“我想明白一件事。我输，不是输在运气，是输在，你比我实在。我布假局，你做实事；我骗人，你守信。我的局再精，也斗不过你的实在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错，就是跟你作对。”
他说他快死了，死之前，送刘南生一句话。
“什么话？”刘南生问。
“实在，是最长的路。”周明远说，“捷径，是最短的绝路。我走了捷径，走到绝路。你走了实在，走到今天。刘南生，你记着。”
“我记着。”刘南生说。
刘南生看着病床上这个人。三年前，周明远站在他的办公室里，也是这样看着他，只是那时候，周明远的眼睛里全是算计。现在，那双眼睛塌下去了，只剩最后一口气撑着的清明。病房里的药味，混着冬天的寒气，钻进鼻子里。
周明远闭上了眼睛。他累了。
“秀兰。”他说，“你陪我一会儿。”
“我陪你。”郑秀兰说。
刘南生走出了病房。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。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，冬天的风灌进来，带着消毒水味和一点说不清的凉意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听见病房里郑秀兰低低的说话声，听不清内容，只听得见语气——二十年夫妻，到了头，能说的，无非是那几句。
他站在医院的走廊里，看着窗外。
“实在，是最长的路。”他轻声念，“周明远，你斗了我三年。最后，你送了我一句实话。”
他拿出笔记本，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，写下：“2002年冬。周明远肝癌晚期，保外就医。郑秀兰自首退赃。病房一见。周明远送我一句话：实在，是最长的路。三年的账，清了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，正要离开，许国栋的电话打来了，声音有点急：“刘总，出事了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刘南生问。
“郑秀兰退赃的钱，出了岔子。”许国栋说，“我们查了泰国的账户。郑秀兰说账户里有两百万，可现在，只有八十万。”
“八十万？”刘南生说，“那一百二十万呢？”
“有人在她自首之前，从账户里取走了一百二十万。”许国栋说，“泰国的银行查了取款记录——取钱的人，用的是周明远一个旧部下的名字。”
“谁？”
“钱永福。”
刘南生握着电话，愣住了。钱永福——当年周明远安插在冯胖子物流园的那个内鬼，早被刘南生清理，逐出了深圳。
“钱永福不是被逐出深圳了吗？”刘南生说。
“是。”许国栋说，“但这三年，他一直在泰国，跟郑秀兰在一起。取走那一百二十万的，就是他。郑秀兰退的只是八十万，还有一百二十万，在他手里。”
“追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这一百二十万，是受害人的钱。追回来。”
“怎么追？”许国栋问，“钱永福在泰国。”
“你先帮我查一件事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查钱永福在泰国做什么。他拿着这一百二十万，不可能只是躲着——他一定在做什么。查清楚他在做什么，就知道怎么追了。”
“好。”许国栋说，“我这就查。”
刘南生挂了电话，站在走廊里，看着病房的方向。病房里，周明远在走完他最后一段路。但周明远的影子，还没有散。钱永福在泰国，攥着一百二十万。
“周明远。”刘南生轻声说，“你要死了。但你的账，还没有算完。钱永福，我会把他找出来。”
窗外，深圳的冬天，深了。
而泰国的某个地方，钱永福，还攥着那一百二十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