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秀兰的案子，查了三个月。
公安调了罗湖口岸的边检记录，调了港深投资的银行流水，调了她名下的所有账户。三个月后，结论出来了。
三个月后，结论出来了：她跑的时候，港深投资账上的钱还没转到她个人账户——她带走的，是自己的私房钱，一百二十万；诈骗来的钱，都冻结在港深投资的账上。诈骗罪算在她头上，她是港深投资的实际控制人，假合同讨债是她授意的，好在钱追回来了，受害人的损失能补——恒达的关联方有两家被讨走了钱，一家四十万，一家六十万，这一百二十万正好还给他们。
郑秀兰还在追逃——她去了香港，又从香港去了泰国，国际刑警已经发了红色通缉令。她到任何一个国家，只要被查到，就会被引渡。
“那就让她，慢慢跑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她跑一年，通缉令就有效一年。”
刘队长再三道谢：他们提供的恒达旧账，帮公安理清了港深投资的账，没有这些账，还得再多查半年。刘南生说不用谢，周明远的账他们查了五年，每一笔都清楚，要材料随叫随到。
案子，结了。
郑海判了七年，陈立判了五年。港深投资，注销。恒达的旧账，一笔一笔，清了。
周明远在牢里，听到了这些消息。听说，他听到郑海被抓的那天，在牢房里坐了一夜，没说话。听说，他听到郑秀兰跑了的那天，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她，比我聪明。”听说，他听到通缉令的那天，又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跑，有什么用。”
这些，都是别人告诉刘南生的。刘南生听了，没说什么。他只是，在笔记本上，写了一行字：
“1999年，周明远案，全结。五块地，四座库，南生实业，一样没丢。”
腊月二十八，南生实业开年会。
年会在蛇口的一家酒楼，六十个员工，坐满了六桌。老徐、赵凯、苏小暖、林若诗、冯胖子，都在。酒楼里热气腾腾，菜香混着酒气往上冒。红灯笼从门口挂到里间，墙上的'福'字还崭新——腊月里，年味已经浓了。
“各位。”刘南生站起来，端着酒杯，“今天，是南生实业的第五个年会。”
“五年。1994年，我们三个人，挤在福田的一间出租屋里。1999年，我们六十个人，坐在蛇口的酒楼里。”
“五年，我们干了什么？我们买了六块地，盖了四座库，建了一个贸易公司，开了一个香港办事处。我们经历了招拍挂，经历了宏观调控，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。”
“这五年，深圳有多少公司倒了？恒达倒了，盛世倒了，新港倒了。周明远，进去了。”
“我们呢？”他顿了顿，“我们，还站着。”
酒楼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，掌声响起来。
“还站着！”赵凯在底下喊。
“还站着！”冯胖子喊。
掌声响了很久。刘南生端着酒杯，等掌声落下去。他看了一眼台下——六十张脸，有跟了五年的老人，也有去年才进来的新面孔。等掌声停了，他继续说：“但是，各位，'还站着'，只是及格。”
“及格？”赵凯说，“刘总，我们五年，从三个人到六十个人，才及格？”
“及格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因为这五年，我们靠的，是运气，加拼命。”
“运气？”老徐说，“刘总，你太谦虚了。我们这五年，靠的是你的判断。”
“我的判断，也有错的时候。”刘南生说，“1995年，我差点接了郑永昌的合资。1997年，我差点没借林若诗她爸那笔钱。我的判断，不是每次都对的。”
“那——”苏小暖说，“下一个五年，靠什么？”
“靠规矩。”刘南生说。
“规矩？”
“对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这五年，我们靠我一个人拿主意。我拿对了，公司往前走；我拿错了，公司跟着错。这不行。下一个五年，公司不能靠一个人，要靠规矩。”
“什么规矩？”赵凯说。
“三条。”刘南生说，“第一，事业部制。公司分三个事业部：地产事业部，管地和楼；仓储事业部，管四座库；贸易事业部，管贸易车队和冻品生意。三个事业部，独立核算，各自管各自的收入和成本。”
“独立核算？”老徐说，“那，我们工程队——”
“工程队归地产事业部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但工程队也要独立。明年，工程队去办自己的资质。有了资质，工程队就能接外面的活。”
“接外面的活？”老徐的眼睛亮了，“刘总，你是说，我们工程队，也能出去盖楼？”
“能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们工程队，盖了四座库、两栋楼。这个手艺，在深圳排得上号。明年办资质，后年接活。工程队，自己养活自己。”
第二条，财务公开。苏小暖明年升财务总监，搭全面预算的体系：每个事业部每年做预算、每月对预算，超了要说明，省了有奖励。每个季度，公司开一次财务通报会，收入多少、成本多少、利润多少，让每个员工都知道。赵凯听了直咂舌，刘南生说这是规矩——公司是大家的，大家有权知道，公司赚了多少，花了多少。
“第三条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决策要开会。”
“开会？”赵凯说，“我们不是一直开会吗？”
“以前开会，是我说，你们听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以后开会，是你们说，我听。”
“大事要过会。买地、盖楼、投资、贷款，超过一百万的事，要开会讨论。讨论要记纪要，纪要要签字。”
“签字？”苏小暖说，“谁签字？”
“所有参加讨论的人签字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同意，签字；不同意，也签字，写上为什么不同意。”
“这——”赵凯说，“刘总，这是不是，不信任你？”
“不是不信任我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是不让我一个人，犯大错。”
“一个人犯小错，公司扛得住。一个人犯大错，公司就倒了。周明远，就是一个人犯大错。他一个人拿两千三百万的主意，他一个人决定跑路，他一个人决定造假合同。他的每一个主意，都没人拦他。”
“结果，他进去了。”
“我不想，变成他。”
酒楼里安静了。
“刘总。”老徐说，“我跟你干了五年。你不是周明远。”
“我知道我不是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但今天我不是，明天我也想不是。规矩，就是保证我，永远不是。”
老徐说支持，赵凯、苏小暖、林若诗也一个个表态支持。冯胖子嗓门最大——他不是南生实业的员工，是朋友，但这一套他也跟着学，他的物流园，也要搞规矩。刘南生笑着应了。
他举起酒杯：“来，各位。为南生实业的第一个五年，为下一个五年的规矩。干。”
“干！”
六十个酒杯，碰在一起。
年会散了以后，赵凯喝多了，拉着刘南生的手：“刘总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这五年，我跟着你，值了。”
“值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你也跟着我，受苦了。”
“受苦？”赵凯说，“我没受苦。我就是，胃有点毛病。”
“胃有毛病，明年你去复查。”
“行，我复查。”
“还有——”刘南生说，“你今年，三十了。”
“三十了。”赵凯说，“刘总，你是不是想催我结婚？”
“我不催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就是提醒你。三十了，该考虑了。”
“行，我考虑。”
赵凯晃晃悠悠地走了。刘南生站在酒楼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笑了。
“刘总。”林若诗走过来，“我下个月，回香港。”
“回香港？”刘南生说，“你不是说，等南生大厦开工，再回来吗？”
“我回去办一件事。”林若诗说，“我爸的十年协议，签了。五家客户的保价合同，也签了。现在，我要回去，办第三件事。”
“第三件事？”
“我爸想退了。”林若诗说，“他做了一辈子冻品，身体，撑不住了。他想，把公司，交给我。”
“交给你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那，你接吗？”
“接。”林若诗说，“但，我接了公司，就不能，一直在深圳。以后，我可能，一半时间在香港，一半时间在深圳。”
“一半一半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那，南生大厦开工那天，你能回来吗？”
“能。”林若诗说，“开工那天，我一定回来。”
“好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等你。”
“刘总。”林若诗看着他，“你就不怕，我接了公司，就不回来了？”
“怕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但我信你。”
“信我？”
“信你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这五年，你查了多少事，办了多少事，我都看着。你办事，我放心。”
林若诗看着他，半天，笑了：“刘总，你这个人，就是会说话。”
“不是会说话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是实话。”
“那，我走了。”林若诗说，“下个月，开工见。”
“开工见。”
林若诗上了车，走了。
刘南生站在酒楼门口，看着夜色里的蛇口。
“1999年。”他轻声说，“周明远的账，结了。南生实业的新规矩，立了。”
“下一个五年，靠规矩，不靠运气。”
他上了车。车开进深圳的夜色里。
腊月二十八。还有两天，就是2000年。
新的十年，要来了。
而南生大厦的工地，在南山科技园，已经平整好了。
开工的日子，就在一开春。
刘南生坐在车里，看着窗外，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
老徐说过，南山科技园那块地的旁边，有一家小公司，做“电脑上网”的。那家公司的老板，是个年轻人，姓马。
“电脑上网——”他轻声说，“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“改天，去看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