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小暖等在办公室门口，脸色发白，手里捏着一张纸。
“刘总。”她把一张纸递过来，“今天早上七点，布吉南侧那块地，来了两台推土机。”
刘南生接过纸。纸上是一张速写——苏小暖画的，两台推土机的位置、朝向，都标得清清楚楚。地边停着一辆白色桑塔纳，车牌号写在旁边。
“推土机？”刘南生皱眉，“谁让动的？”
“我问了。”苏小暖说，“带队的人说是海诚贸易的，说关老板让他们先平整场地，等合同一签就动工。我让老徐的工人过去拦了一下，他们停了，但没走，还在地边等着。”
刘南生把纸折好，放进兜里：“关老板人呢？”
“还没联系上。他秘书说他'开会'。”
“开会。”刘南生重复了一遍。他走进办公室，坐下，拿起电话，拨了林若诗的号码：“若诗，海诚跟恒达的事，查到哪一步了？”
“还差最后一环。”林若诗的声音有点哑，“我查到宏远投资那三百万的路径了——但资金从宏远出来之后，在中间过了一手，我还在追那个中间账户。再给我两天。”
“两天太久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今天早上，关老板已经把推土机开到我的地上了。他在逼我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怎么办——”刘南生说，“他逼我，我也逼他。”
他挂了电话，翻开那本深蓝色笔记本，翻到昨天记的那页。然后他拉开抽屉，拿出那只旧烟盒——好烟，硬壳，边角磨得发白。
他把烟盒纸从壳上撕下来，展开。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字，一笔一画，都是他前世记下的：
“BP机壳子✓”
“认购证✓”
“荒地✓”
“深发展✓”
“1993.6，走✓”
每一行后面都打了勾。最后一行是红笔写的：“龙岗地✓”。
他对着灯，看了很久。纸已经脆了，折痕处起了毛边，“深发展”的“展”字，被汗渍洇得只剩下半边。
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写下这些字的时候，是1992年秋天，他刚重生，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借着路灯的光，一笔一画地写，生怕漏掉任何一个“机会”。那时候，纸上的字是他的命。
可现在，纸上有些字，他已经记不清当初为什么写了。角落那行小字：“九三年秋，别碰电子厂。”他记得自己写过，却不记得是基于什么写下的。
记忆，真的在衰减。
他把烟盒纸小心地折好，放回抽屉最里面，跟那本新华字典放在一起。然后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“关老板吗？我是刘南生。”
“刘总！”关老板的声音热络得发腻，“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——推土机那边，是我让去的。想着提前把场地平整了，等合同一签，咱们立马开工！”
“关老板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打电话来，是想跟您说一声——那两台推土机，从我的地上撤了吧。”
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：“撤？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合同还没签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地还是我的。我的地，没有我的签字，谁也不能动。”
“刘总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意向书都签了——”
“意向书是意向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正式合同还没签，对吧？”
“……对。”
“那地就还是我的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关老板，咱们做生意，讲究个先来后到，也讲究个名正言顺。您想动工，我理解。但您得先让我把该确认的事确认完——比如，您那个评估报告，我还没看到呢。”
“报告下周就出——”
“下周就下周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报告出来，咱们一起看。看完，数据没问题，我当场签。数据有问题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那咱们再聊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关老板的声音干巴巴的：“刘总，您这是——不信任我？”
“我不是不信任您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是不信任'没看数据就开工'这件事。关老板，您做这么多年生意，应该明白——合同没签就进场，是合作里最容易出纠纷的一步。我这是为咱们都好。”
“……行。”关老板终于说，“我让他们撤。报告出来，我第一时间送您。”
“好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等着。”
挂了电话，刘南生靠在椅背上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赵凯推门进来：“推土机撤了？”
“撤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关老板那边，松口了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赵凯说，“我还怕他来硬的。”
“他不会来硬的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要是敢来硬的，那两台推土机就不是他的——是恒达的。他现在撤了，说明他还在乎'海诚'这个壳。在乎壳，就说明——壳里面装的，见不得光。”
“那咱们——”
“等着。”刘南生说，“等林若诗把那笔钱的路径查清楚。查清楚了，咱们就知道，壳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了。”
下午，办公室里只剩下刘南生一个人。
电话响了。是林若诗，声音里带着一夜没睡的沙哑：“查到了。那三百万——宏远投资出来之后，先过了一家叫'金桥贸易'的公司，然后才进的海诚。金桥贸易，法人姓关。”
“关？”
“关老板的关。”林若诗说，“金桥贸易是关老板自己名下的公司。也就是说——恒达的钱，通过宏远，打给关老板自己的金桥，金桥再打给海诚。绕了这么大一圈，最后落进关老板自己的口袋。”
“他把自己当中间人？”
“不止。”林若诗说，“我查了金桥的账——那三百万进去之后，关老板转手就给自己发了一笔'管理费'，八十万。剩下的，留在金桥账上。也就是说，海诚那个项目要是成了，关老板两头吃：恒达的三百万，他吃管理费；南生实业这边，他吃分成。”
“两头吃。”刘南生重复了一遍，“他吃恒达的，也吃我的。”
“对。”林若诗说，“所以关老板这个人——不是恒达的死忠。他是谁的饭都吃，谁的钱都拿。周明远以为他是自己的白手套，他其实——是所有人的白手套。”
刘南生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花板，看了很久。
“若诗。”他说，“你说，关老板要是知道，我已经查到了金桥这条线——他会怎么样？”
“他会慌。”林若诗说，“他两头吃的局，最怕的就是有人掀桌子。”
“那就不掀。”刘南生说，“留着。他慌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用的时候。”
“你打算——”
“先不打算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你继续查，别停。把金桥跟恒达的往来，一笔一笔记清楚。这些，都是以后谈判桌上的筹码。”
挂了电话，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刘南生坐在桌前，把那只旧烟盒拿出来，放在面前，又把那本深蓝色笔记本拿出来，放在旁边。
他先翻开笔记本，翻到最后一页。那里贴着一张纸条，是从账本上撕下来的，上面有一行字，是他年初自己写的：
“1993.6，走。”
那是他给自己定的死线——六月之前，账上要有四十万，否则就撤出深圳。如今，六月早过了。四十万，早就不是他的目标了。这行字，兑现了。
他用红笔，在那行字上，横着画了一道。
“走”字上面那一横，红得刺眼。
然后他拿起烟盒纸，对着光，看了最后一眼。那些打了勾的字——BP机壳子、认购证、荒地、深发展、龙岗地——每一笔，都曾是他的命。
他拿起笔，在烟盒纸的背面，写下最后一行字：
“1994，路自己走。”
写完之后，他把烟盒纸折好，放进抽屉最里面，跟那本新华字典放在一起。抽屉关上的时候，发出轻轻一声响。
他把深蓝色笔记本拿起来，翻到第一页。第一页写着：1994计划——方向还在，路要自己走。
他拿起笔，在第一页下面，添了一行：
海诚的事，下周见分晓。若合同不签，地，还是我的。
窗外，太阳西沉，把深圳染成一片金红。物流园的灯亮起来了，货柜车在门口排队。远处，罗湖的灯火，一盏一盏亮起来。
1993年11月15号。他合上笔记本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这一次，他没有害怕。
他第一次觉得——没有烟盒纸的自己，也能站住。因为他的脚下，有地；他的手里，有账；他的身边，有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