傍晚的太阳把整条福华路晒成一条金带。路两边的梧桐树，叶子已经开始黄了。刘南生站在福田二期物流园门口，看着工人们收工，推着自行车鱼贯而出。
三个月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地。现在，两栋钢结构库房立起来了，三号库房挂了“南生物流”的牌子，门口停着两辆港牌的货柜车，工人在往车上装货。何先生的第一批货，前天到的——四千箱电子元件，从香港码头运过来，在库房里周转三天，再发往内地。
货是死的，物流是活的。刘南生看着那些货柜车，心里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。
“老板。”许国栋从办公室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沓文件，“福田二期南边那块配套用地的使用权，手续办下来了。一共七亩，每亩四万二，总价二十九万四。加上之前冯胖子那两块地的首付——咱们现在手里的地，一共五块了。”
“五块。”
“对。”许国栋翻开账本，“布吉厂房地，罗湖写字楼地，福田二期主地，物流园用地，加上新拿的这七亩配套用地。五块地，其中三块有产权，两块是使用权。账面价值加起来——”
“别算账面。”刘南生打断他，“算现金流。”
“现金流也没问题。”许国栋说，“何先生的一百二十万租金，够撑到年底。布吉那块地租出去了三分之一，每月进账一万二。等福田二期物流园满租，每个月还有十万以上的租金收入。老板，咱们的盘子，活了。”
刘南生没说话。他看着远处——夕阳底下，深圳的楼宇像剪影一样立着。很多楼没封顶，钢筋从楼顶伸出来，像一排排举着的手。那是1993年调控后的深圳，到处都是停工的工地和烂尾的楼。
他想起三个多月前，六月的那个晚上，他站在这个位置，看着同一片天空。那时候账上只有十五万，他对着许国栋说“停手”。许国栋问：“停到什么时候？”他说：“停到，有人比我们先撑不住。”
现在，有人先撑不住了。冯胖子倒了，恒达南山项目停了，市面上抛售的地块越来越多。而他的物流园，灯亮着，货车进进出出。
“林若诗呢？”刘南生问。
“在办公室。”许国栋说，“下午从罗湖回来，说查贺金龙的事，有点眉目了。”
刘南生点点头，转身往办公室走。走到门口，听见里面林若诗在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他停了一下，等她挂了电话，才推门进去。
“查到了？”他问。
林若诗坐在桌前，面前摊着一沓银行回单的复印件。她抬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刘南生认识她——她越平静，说明事越大。
“查到了。”她说，“贺金龙跟恒达的往来，不是一年两年了。1991年恒达拿南山那块地的时候，资金就是贺金龙经手的。去年年底，恒达有一笔两千三百万的过桥资金，走的也是贺金龙的路子。”
“过桥资金？”
“短期拆借。”林若诗说，“恒达当时要赶一个项目，银行贷款没下来，先找贺金龙借了钱顶上。利息很高，三个月，两分息。”
“还了吗？”
“还了一部分。”林若诗把一张回单翻出来，“今年三月份，恒达还了八百万。剩下的——”她顿了顿，“没有记录。也就是说，恒达现在还欠着贺金龙的钱，本金加利息，少说一千五百万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。
“一千五百万。”刘南生重复了一遍，“周明远欠贺金龙一千五百万？”
“对。”林若诗说，“这就是为什么，贺金龙愿意给赵凯放那五十万的高利贷——他不是冲着赵凯去的，他是想在南生身上，再拴一根线。你要是有把柄落在他手里，就等于周明远手里多了一张牌。”
“那你查到的这些——”
“够让贺金龙喝一壶了。”林若诗说，“他做资金拆借，本来就游走在边缘。恒达欠他一千五百万不还，他要是逼急了，恒达就能反手举报他非法集资。他们两个——现在是互相捏着把柄。”
“互相捏着把柄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那就是说，贺金龙虽然跟周明远走得近，但他们不是一条心。”
“本来就不是一条心。”林若诗说，“都是生意。”
刘南生在椅子上坐下，看着窗外。天已经黑了，办公室的日光灯亮着，嗡嗡响。
“若诗。”他说，“这些材料，先收好。别动，也别声张。”
“不动？”林若诗问，“你不是要查周明远的钱线吗？查到了，却不动？”
“查到了，是为了知道底牌。”刘南生说，“现在动，贺金龙会警觉，周明远也会警觉。我等一个时机——等他们自己先咬起来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咬起来？”
“一千五百万的债，拖得越久，利息滚得越大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贺金龙是放贷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他忍得了一时，忍不了一世。等他先动手——咱们再动。”
林若诗看着他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头：“行。材料我先锁起来。”
她站起来，把回单收进文件袋，锁进铁皮柜。做完这些，她回头：“刘总，还有件事。今天下午，外面有人打听你——问'那个在调控前停手的刘南生'，住在哪，常去哪。”
刘南生眉头动了一下：“什么人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林若诗说，“说是操一口港普，穿西装，开一辆深蓝色的皇冠。在物流园门口转了两圈，没进来，走了。”
“港普？”
“嗯。”
刘南生没说话。他想起冯胖子说的那句话——周明远养着两条线，一条做地，一条做钱。地线是冯胖子，钱线是贺金龙。可操港普的深蓝皇冠……不像贺金龙的人。贺金龙在罗湖，开的是白车。
那会是谁？
“若诗。”他说，“让赵凯这两天，跟紧点物流园这边的动静。还有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给我约个时间，我要去趟南山。”
“南山？”
“去看看恒达那个停摆的项目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周明远的地线断了，钱线被捏着。他下一步——要么低头，要么翻脸。不管哪样，我得先知道，他那块地，现在是什么样子。”
夜里九点，刘南生回到办公室。苏小暖还没走，在收发室整理信件。看见他进来，她站起来：“刘总，今天有两封信，一封是港方寄来的，催咱们补份报关单；一封——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还是那个笔迹。”
刘南生接过来。白色信封，没有落款。他拆开，里面是一张剪报——恒达南山项目停摆的报道，日期是半个月前。剪报边角，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：
“你赢了这局。下一局，我自己来。”
落款处，印着一枚恒达地产的公章。
刘南生看着那枚公章，看了很久。铅笔字写得工整，公章盖得端端正正——这不是恐吓，这是宣战。周明远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：冯胖子那条线断了，但游戏没结束。他亲自下场了。
“刘总。”苏小暖轻声说，“这封信——”
“收好。”刘南生把剪报折好，放回信封，“跟上一封放一起。别让第三个人看见。”
苏小暖点头，把信封锁进收发室的柜子里。
刘南生站在窗前，看着深圳的夜景。远处，一栋烂尾楼的楼顶上，亮着一盏灯——不知道是谁点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亮着。那盏灯在风里晃，像这座城市一样，摇摇晃晃，但就是不灭。
1993年9月20号。他在笔记本上写下：
五块地。一条物流线。一个回来的兄弟。一份捏在手里的底牌。周明远，你亲自下场了——好。我也等这一天，等了很久了。
写完，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电话响了两声，接了。
“老陈，是我，刘南生。”
电话那头的老陈似乎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刘总，稀客。这个点打电话，不会是请我喝茶吧？”
“想请您喝茶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也想跟您打听个事——您上回说，政策的风向在变。我想问问，明年，土地这一块，会不会有大的调整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老陈的声音低了半度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“没人跟我说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自己琢磨的。今年闹这么大，明年总要有个说法。有说法，就是机会。”
“……你这个年轻人。”老陈顿了顿，“明年的事，我现在不好跟你说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一句——手里有地的人，明年不会吃亏。你手头那几块地，别急着动。”
“谢老陈。”
“别谢。”老陈说，“你那个物流园，是全深圳调控期间唯一正常开工的项目。这个，我记着。深圳需要你这样的——”他停了一下，“行了，喝茶的事，改天。”
电话挂了。刘南生放下听筒，看着窗外。夜色里，远处那栋烂尾楼顶上的灯，还亮着。
他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“五块地”三个字下面，又添了一行：
别急着动。等明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