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明远的第三波攻势，来得比前两波都阴。
八月十二号，刘南生接到建华银行罗湖支行的电话。电话不是催款，也不是放款——是通知：南生实业福田二期土地证，评估资格被冻结了。理由写得很官方：根据相关规定，对涉及产权争议的抵押物，暂停评估。
刘南生握着听筒，问：“产权争议？什么争议？”
“刘总，这个我也不清楚。”银行的人说，“是上面压下来的单子。你们那块地，要是产权有争议，评估就做不了；评估做不了，抵押贷款就走不了；贷款走不了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您公司账上那点钱，撑不了多久吧？”
电话挂了。刘南生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。1993年8月的深圳，天蓝得不像话。
许国栋冲进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传真：“老板，建华把咱们的授信材料退回来了。还有——规划局那边打来电话，说福田二期那块地的规划调整申请，被压下来了，理由是'材料不全'。材料是上个月就交齐的。”
“压下来了。”刘南生重复了一遍。
“对。”许国栋把传真往桌上一放，“老板，这是连环的。评估冻结、授信退回、规划压单——三件事，同一个星期，同一个方向。这是有人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刘南生打断他，“周明远。”
“他这是要逼咱们——”许国栋说，“卖地求生？”
“不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是要让我在'卖地求生'和'破产清算'之间，选一个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许国栋站在桌前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“老板。”他终于开口，“咱们是不是——该想想退路了？”
“什么退路？”
“把福田二期这块地，挂牌卖了吧。”许国栋的声音很轻，“趁现在还能卖得出价。要是再拖下去，等银行把评估冻结的公示期过了，这块地在市场上就砸手里了。”
刘南生没说话。他拉开抽屉，看了一眼。抽屉里躺着一只牛皮纸档案袋，袋子上写着四个字：抵债地契。
“许国栋。”他说，“你信我吗？”
“信。”
“那你再等我三天。”
三天。
这三天里，刘南生做了一件谁都不知道的事。他没有去找周明远，没有去找银行，没有去找政府。他让林若诗把那份抵债地契的抵押协议，做了一份正式的公章复印件——不是复印件，是“法律文书送达件”。
八月十五号下午，建华银行罗湖支行，信贷科。
信贷科科长姓郑，四十多岁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面前摆着一份文件，文件是上午送来的，没有抬头，没有落款，只有一份抵押协议的复印件——南生实业（原南生贸易行）对周文广的债权，八万元，以南山四亩三分地做抵押，登记于1991年10月。
“刘总。”郑科长推了推眼镜，“这份东西，你从哪来的？”
“我公司的旧账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三年前的账。本来这笔钱，我都不打算要了。但今天早上，我听说了一件事——恒达地产，正拿南山那块地做抵押，在你们行申请贷款。”
郑科长没说话。
“那块地，是我债权抵押物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不管恒达跟你们行怎么谈的，我只要一个公道：这笔八万块的债权，加上三年利息，谁接手那块地，谁就得先跟我把这笔账结了。”
“刘总。”郑科长说，“你这是——”
“我不是来闹的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是来主张权利的。法律上，我的抵押权在先。恒达收那块地的时候，地上压着我的抵押。你们行要是给恒达放贷，将来出了纠纷，这笔债权就是第一笔要清算的。我只是——提前告诉你们一声。”
他把文件往郑科长面前推了推：“郑科长，这复印件您留着。原件在我公司保险柜里，随时可以验。”
郑科长盯着那份文件，看了很久。办公室里只有空调嗡嗡响。
“刘总。”他终于开口，“你知道这份东西送过来，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“意味着——”刘南生说，“恒达那笔三千万的贷款，审批流程上，会多一个产权调查的环节。”
“何止多一个环节。”郑科长叹了口气，“抵押物存在产权争议——这条要是报上去，那笔贷款，直接冻结。恒达跟我们行谈了大半年，行长都出面了。你这一份文件——”
他摇了摇头：“刘总，你这是在跟恒达开战啊。”
“是恒达先跟我开的战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抽我的贷，抢我的料，举报我的工地，冻结我的评估。他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冲着我来的。我不过是——回敬一下。”
郑科长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把文件收进抽屉：“这份东西，我先压三天。三天之内，你要是改主意，来拿走，我们就当没见过。三天之后——我按流程报上去。”
“不用压。”刘南生站起来，“郑科长，谢谢您。您按流程办就行。”
三天后，八月十八号。
恒达南山项目的贷款审批，被银行冻结了。原因：抵押物存在产权争议。
消息传到刘南生这里的时候，是下午三点。许国栋拿着传真冲进办公室，声音都变了调：“老板——冻结了！恒达南山项目，贷款审批，冻结了！”
刘南生接过传真，看了一眼。传真上就两行字，但他看了很久。
“老板！”许国栋激动得脸都红了，“成了！咱们成了！恒达南山项目——三千万的盘子，说停就停了！周明远这回——”
“别喊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把门关上。”
许国栋把门关上，还是压不住兴奋：“老板，这招——绝了！周明远拿南山那块地做抵押，想撬三千万的贷款，结果地上压着咱们的八万块旧账——三千万的项目，被八万块钱卡死了！”
“不是八万块钱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是法律。八万块钱是饵，法律是钩子。”
“那周明远——”
“他会打电话来的。”刘南生说。
傍晚六点，办公室的电话响了。
刘南生接起来。电话那头，是一个他从来没直接听过声音的人——之前都是冯胖子转达，都是间接的交手。这一次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沉，很稳，带着一种被压抑的怒意：
“刘南生。”
“周总。”
“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”周明远的声音一字一顿，“南山那个项目，两千人的饭碗。你一份旧账，说冻结就冻结——”
“周总。”刘南生打断他，“您抽我的贷的时候，想过我这边几十号人的饭碗吗？您举报我工地的时候，想过那栋楼里几百个工人吗？您冻结我评估资格的时候——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你疯了吗？”周明远说。
“我没疯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周总，地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逼我卖地，我就让你也动不了。这很公平。”
“公平？”周明远冷笑了一声，“刘南生，你以为一张旧地契，就能要挟我？”
“我不是要挟您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是主张我的权利。八万块，加三年利息，连本带利，九万二。您把这块地收走的时候，没跟我结这笔账。我不过是——现在讨回来。”
“……你想要什么？”
“我想要什么，您心里清楚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把我的评估资格解冻，把我的授信退件撤回去，把我那份规划申请，正常走流程。南山那个项目，我不动它——只要您别再动我。”
电话那头，呼吸声沉重。过了很久，周明远说：“刘南生，你手里那张地契，最好永远别过期。”
“过不过期，我说了算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周总，祝您晚安。”
他放下电话。手心里全是汗。
许国栋站在门口，看着他：“老板……成了？”
“成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这一局，成了。但——”他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，“这张牌，用完了。下一次，我没有暗牌了。”
他没有说出口的另一半话是：周明远最后那句“最好永远别过期”——那不是威胁，那是一句警告。警告他，他刘南生手里，再没有第二张这样的牌了。
八月十九号，赵凯回来了。
他没有提前打电话，没有敲门。早上八点，刘南生到办公室的时候，赵凯已经坐在自己的工位上，面前放着一份早餐——两份肠粉，两杯豆浆。
“回来了？”刘南生问。
“回来了。”赵凯说，“吃早饭。”
两个人坐在办公室角落里，就着两张凳子，把早餐摊开。肠粉是热的，豆浆是甜的。1993年8月的深圳，早上八点，太阳已经爬上楼顶。
“那笔高利贷——”赵凯说，“我已经还了一半。”
“从哪来的？”
“我自己以前攒的。”赵凯低头吃肠粉，“我这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攒不下什么钱。但那五十万——我从头到尾就没想让你还。”
刘南生放下筷子：“你不应该用你的钱——”
“你也不应该什么都自己扛。”赵凯打断他，“南生，我走了这一个月，想明白了一件事。我这个人，冲，莽，容易坏事。但我有一点好——我认的人，我认到底。”
“你认谁了？”
“认你了。”赵凯抬起头，“南生，你被建设局约谈那天，我没在。你打地契这张牌那天，我也没在。我回来一看——好家伙，你一个人，把周明远的三千万，卡死了。”
“不是我一个人。”
“是，你还有许国栋、林若诗、苏小暖、老徐。”赵凯说，“我数了数——就我，是最没用的。”
刘南生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谁说你没用。你回来，就是最大的用。”
赵凯也笑了。他低头，把最后一口肠粉吃完，抹了抹嘴：“那什么——以后，你的那些'神机妙算'，提前跟我说一声。别让我一个人在外面干着急。”
“行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提前跟你说。”
“还有——”赵凯顿了顿，“那个贺金龙的事，我听说了。我查了查——他确实跟恒达走得近。那五十万，差点就钻套里了。这事，是我蠢。”
“不是你蠢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是对方太会算计。你想着救公司，才会中招。这个心思——不丢人。”
赵凯没说话。他把豆浆喝完，站起来，走到自己工位上坐下，打开抽屉。抽屉里，他的笔记本、计算器、名片夹，都整整齐齐摆着——苏小暖帮他收拾的。
“南生。”他头也没回，“下个月开始，我跟着你，把这一仗，一场一场打完。”
“好。”刘南生说。
他坐回自己桌前，打开那本深蓝色笔记本，翻到最新一页，写下今天的日期：1993年8月19日。然后在这行字下面，写了一句：
地契已出。周明远，第一局，你输了。
他合上笔记本，看向窗外。深圳的天很蓝，蓝得像一面镜子。远处，福田二期的工地上升起一面红旗，在风里呼啦啦地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