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廊尽头那扇门上，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“深圳市建设局 工程质量监督科”。门虚掩着，里面有说话声，隔着门板嗡嗡的，听不真切。
刘南生站在走廊里，手里攥着一份文件。文件是早上八点送来的——《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》，红头，盖着章。他看了三遍，字都认识，但连在一起，每一句都像在往他脸上扇。
施工队偷工减料，被人举报了。
举报信写得有鼻子有眼：福田二期物流园工地，三号库房基础钢筋，设计图纸是直径十六毫米的螺纹钢，实际用的是十二毫米。水泥标号从425号换成了325号。挡土墙厚度少了十公分。举报人自称是“南生实业内部知情者”，信末还附了一张现场照片——钢筋笼子摆在地上，旁边放了根尺子，拍得清清楚楚。
这封信，同时抄送给了建设局、规划局、还有特区商报的记者部。
老徐说，工地上的事，他天天盯着，钢筋是他一根根验过的，没有偷工减料的事。但照片拍得那么清楚，连钢筋根数都对得上——这说明拍照的人，至少进过工地三次以上，知道哪里的钢筋笼子最容易被看出问题。
“我去。”刘南生说。
“你去干啥？”老徐急得直搓手，“这事我去，我懂技术，我跟他们解释——”
“你去了，他们说你是施工方自己人，护短。”刘南生把通知书折好，塞进口袋，“我去。我是法人代表，我认。”
赵凯不在。从七月十八号那场大吵之后，赵凯就没来过公司。账上那五十万高利贷退了，贺金龙那条线交给了林若诗去查，赵凯就像从这座城市里蒸发了一样。许国栋说，他前天在福田南路的茶楼看见过赵凯，一个人坐着，喝了一下午茶，什么都没点。
林若诗也不在。她去了香港，谈物流园仓库的租约。走之前她跟刘南生说：“港方那边松口了，想实地看看。我陪他们转两天。”
所以今天，建设局这道门，得他自己一个人进。
刘南生深吸一口气，抬手敲了敲门。
“进来。”
屋里坐着三个人。中间那位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戴着老花镜，面前摊着那封举报信的复印件。他抬头看了刘南生一眼，又低头看文件，没说话。左手边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，制服笔挺，手里拿着笔，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右手边靠窗坐着一位女同志，面前放着一杯茶，正吹着热气。
“刘南生？”中间那位终于开口了。
“是我。”
“坐。”
刘南生坐下。椅子是木头的，硬邦邦，坐上去咯吱响了一声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。
“1993年7月20号，我们收到关于你们南生实业福田二期物流园项目的举报信。”中间那位摘下老花镜，看着他，“信的内容，你看了？”
“看了。”
“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刘南生沉默了一会儿。来的路上，他把能说的话都在心里过了一遍——可以说钢筋是分批进的，验收记录齐全；可以说举报信是同行恶意竞争，有人眼红；可以说工地管理严格，绝无此事；可以拿出老徐的验收台账，一页一页翻给他们看……
但他最后说的却是：“是我管理不到位。”
屋里安静了一瞬。
“你再说一遍？”中间那位似乎没听清。
“管理不到位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工地上的事，我负总责。钢筋的问题，不管是不是真的，说明我的监管体系有漏洞——有人能拍到我工地内部的照片，能知道我钢筋笼子的位置，说明我的工地，谁都能进。这本身就是问题。”
年轻人停下笔，抬头看他。女同志放下茶杯，也看了过来。
“你是说，你承认举报属实？”年轻人问。
“我不是说举报属实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是说，我管得不够严，让人钻了空子。给我一个月。一个月之内，我整改：工地封闭管理，进出登记，钢筋水泥进场先过磅再过检，验收单三方签字。整改完，请你们来复查。查出来真有偷工减料，我刘南生负全部责任——该罚罚，该停停，我认。”
“一个月？”中间那位重新戴上老花镜，“你工期来得及？”
“工期往后推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质量不出问题，比工期重要。”
“可你要是停一个月，你那物流园——”女同志开口了，话说到一半，又咽了回去。
“我知道。”刘南生说，“银行在抽贷，市场在观望，我那个园子，一天不开园，一天不产生租金。但要是真让豆腐渣工程进了我的园子，别说租金了，我整个公司都得赔进去。这账，我算得过来。”
中间那位没说话，看了他很久。然后他伸手，把举报信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着落款处：“这个人，你认识？”
刘南生凑过去看了一眼。举报人署名是“一个关心深圳建设的人”，字迹工整，像是练过钢笔字帖。
“不认识。”刘南生说。
“那你觉得，他是关心你，还是关心深圳？”
刘南生看着他，没接话。
“行了。”中间那位把举报信收起来，“整改通知先发下去，一个月后复查。这一个月里，你要是觉得有人给你使绊子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可以直接来找我。我叫周德海，这个科的科长。”
刘南生站起来，鞠了一躬：“谢谢周科长。”
“别谢我。”周德海摆摆手，“我干这行二十年，什么样的举报信都见过。你这态度——不多见。但话我说在前头：复查要是真查出问题，我不会因为你态度好就网开一面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走出建设局大门，太阳白晃晃地晒下来。刘南生站在台阶上，被晒得眯起眼睛。1993年7月的深圳，热得像蒸笼。他衬衫后背全湿了，不知道是热的，还是刚才那二十分钟坐的。
他掏出烟，点上，吸了一口。烟雾在热空气里散得很快。
一个人走出大楼，他没有觉得害怕。他只觉得——从前那种“什么事都有赵凯冲在前面、林若诗兜在后面”的日子，好像真的结束了。赵凯在茶楼坐着，林若诗在香港谈租约，他一个人站在太阳底下，第一次觉得“南生实业”这四个字，是压在他一个人肩上的。
回到工地，老徐正在门口等他。看他回来，老徐三步并两步迎上来：“咋样？”
“给了个整改期，一个月。”
“一个月……”老徐搓着手，“工期又要往后拖，那租金——”
“租金的事我来想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先说工地。老徐，我问你个事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三号库房那批钢筋，到底是谁进的？”
老徐一愣，然后脸沉了下来：“你怀疑我？”
“我不怀疑你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怀疑的是——有人能拍到我工地的照片，说明有人进来过。工地每天都有工人进出，谁能进来、谁进不来，你心里有没有数？”
老徐沉默了一会儿，压低声音：“南生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。前几天，有个人来工地找包工头，姓钱的。两个人躲在料棚后面说话，我路过的时候，听见一句'冯老板让问的，你那批料——'。我当时没在意。现在想想……”
“冯老板？”刘南生声音也压低了，“哪个冯老板？”
“还能是哪个。”老徐往地上啐了一口，“恒达边上那个冯胖子。福田那块地，当初就是他经手的。”
刘南生没说话。太阳晒着，他后颈的汗一串一串往下淌。
他想起那份举报信里的照片——钢筋笼子、水泥袋、挡土墙，每一处都精准。这世上能这么精准的人不多。冯胖子算一个。他做白手套做了这么多年，最擅长的就是这种“不沾血”的活。
“老徐。”刘南生开口，“你有没有证据？”
“有。”老徐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给他，“我那天留了个心眼，跟了姓钱的一程。他出了工地，骑摩托车去了罗湖那边一个茶楼，跟冯胖子的人碰了头。我托我一个在那边开饭馆的老乡，帮我盯着——那老乡认得冯胖子手下的人。这是他们碰头的日子、时间，还有姓钱的名字、车牌号。都写在这了。”
刘南生接过信封，掂了掂，没拆。
“你不看看？”老徐问。
“回去看。”
“那……报警？”老徐压着嗓子问，“举报信是假的，是他们自己人拍的照片，这算诬告吧？”
刘南生把信封收进怀里，拍了拍：“不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刘南生看着工地上来来往往的工人，看着远处那栋搭了一半的库房，还有库房顶上被太阳晒得发白的脚手架。1993年7月的深圳，到处都在传“调控”、“抽贷”、“烂尾”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报警，打官司，旷日持久，正中下怀——人家巴不得你陷进去，巴不得你的工地天天上报纸。
“让他知道——我们知道了。”刘南生说。
老徐愣了一下：“就……就让他知道？”
“老徐，你想想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为什么偷偷摸摸干这个？因为他怕。他怕什么？怕我扛得住。他越怕，就越要藏。我要是报警，等于告诉他：我慌了。我不报警，我整改，我把工地管得铁桶一样——他这封信就白写了。白写一封信不要紧，要紧的是，他会知道：这封信，没吓住我。”
老徐琢磨了一会儿，慢慢点头：“好像……是这个理。”
“工地的事，交给你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从今天起，进出登记，料堆上锁，夜班巡逻。钱的那批料，你单独记个账本。我倒要看看，冯胖子下一步，还往哪儿下嘴。”
老徐点头：“行。我这就去安排。”
“等等。”刘南生叫住他，“那个姓钱的包工头，还在工地干？”
“在。”
“别动他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让他干。干得好，夸他两句。让他觉得——风平浪静。”
老徐又琢磨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你比他——可阴多了。”
刘南生没笑。他转身，往临时办公室走。太阳在身后，影子被拉得老长。
走到办公室门口，他掏出那个信封，在手里转了两圈，还是没拆。他把它放进抽屉最深处，跟那份《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》放在一起。
抽屉关上的时候，他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：冯胖子，周明远。你们出招吧。一招一招来。我接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