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的冬天没有雪。1992年12月，风从海那边压过来，带着咸味和汽车尾气，贴在皮肤上凉丝丝的。
办公室是租的，水泥地板，一张会议桌。桌上摆着铝制烟灰缸，里面插着三根没捏灭的烟头。窗户关不严，缝隙里漏进来楼下早餐铺的豆浆味和摩托车排气管的焦糊味。办公室跟平常一样，没有蛋糕，也没有红绸子。只有老徐提前来，把桌子擦了三遍。
刘南生站在桌头，手里攥着一张烟盒纸。纸被汗浸软了，棱角磨圆了，白色部分发黄，折痕处已经起了毛边。他看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，又把它叠好，塞回左边上衣口袋。
赵凯坐在他右手边，两腿伸得老长，把椅子往后仰，两条前腿离地。他昨晚又去了一趟蛇口，见了一个深圳本地的小开发商，聊到凌晨一点。桌上放着他那本翻烂了的《销售心理学》，封皮用牛皮纸重新糊过。
林若诗坐在靠窗的位置。她面前摆着一个深蓝色硬壳笔记本，笔帽拧开半截。今天她没有说话。从进办公室到现在，她只做了一件事——等刘南生开口。
“宝安那两块地，”刘南生说，“一个月前有人报了价，今天又有人报了一次。”他顿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，在桌上敲了两下。“后一次比前一次高了三成。”
赵凯笑了，把椅子放下，四脚落地的响声很脆。“我说的吧？那块地当初你死活要拿，老徐还说你要跳楼。”
老徐瞪了赵凯一眼。他坐在桌尾，前臂搁在桌沿上，袖子卷到手肘，小麦色的皮肤上全是晒痕。他今年从镇上来深圳帮刘南生看地，现在管着所有的现场施工。“我说的是你那会儿账上就剩三万块钱。”老徐说，“现在是赚了，可那会儿谁睡得着？”
“睡不睡得着，反正现在地还在。”赵凯摆摆手，“我不跟你们争这个。刘总，接下来怎么说？”
阿良坐在赵凯旁边，一身西服有点紧。他是一年前从华强北档口那边挖过来的，负责跟港商对接。他也看刘南生。阿良旁边的小陈是学财务的，账摆得最清楚，口袋里永远插着两支笔。
七个人，一张水泥地的办公室。桌上没有任何红绸子之类的东西，只有烟灰缸、旧茶杯、和一张被揉软的烟盒纸。
“两件事。”刘南生说，“第一，宝安那两块地，不卖。第二，股票的钱，到账了。”
他把烟盒纸掏出来，摊在桌面上。纸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，阳光透过窗户晒在纸上，很多铅笔写的字已经灰成一片。他指着其中一行。“去年6月，找老徐借了钱，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。当时 9 块 5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上个月卖了一部分，还了老徐的本钱，剩下的放在账上。翻了四倍。”
“四倍。”小陈拿笔算了一下，“那剩下的那部分，本来的成本……”
“成本我已经拿回来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现在账上是赚的，不会亏。”他语气很平，像在报菜名。但小陈知道，去年那段时间刘南生天天在办公室里盯着行情纸，晚上不睡觉，手边一包烟半天就没了。他从没有提过一个“怕”字。只有一次，小陈半夜回办公室拿东西，看见刘南生坐在窗台上，脚悬在楼外，面前放着一罐啤酒，没有喝。
小陈没见过有人那么沉默地坐着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今天早上，新华日报的中缝有条消息。”他看了一眼赵凯，“有人在一个饭局上说起我，原话是——'那个辍学少年买的地全涨了'。”
赵凯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出了声。“这谁说的？是骂你还是夸你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但今天一上午，接了六个电话。三个是要请吃饭的，两个是想来看地的，还有一个，说要收购。”
“收购谁？”
“收购我们。”刘南生把圆珠笔放下，“我没答应。”
林若诗第一次开口。“对方是哪个口子的？”
“泉州的一个老板，是做石材的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说想借道深圳去拿一块更大的地，我们手上有地皮，他想嫁接。我说不卖，他就说那先合作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我没接话。”
“不接话是对的。”林若诗说，“你要是接了，他后面就会拿你的话来套你的底线。”
赵凯看着她，嘴角一挑。“林主任这是——自己也准备来分一块了？”
“我已经在分。”林若诗把笔记本翻了一页，“宝安二期那块地，我自己投了钱。你问我做不做，我当然做。”
刘南生没有打断她。他把烟盒纸拿回来，放在膝盖上，又叠了一遍。他有些话没有说——比如他最近开始记不清一些事了。不是日常的记不清，是那种感觉，好像有一个抽屉，以前伸手就能拉到，现在得弯腰找很久。他记住的细节在变少。去年他还能在脑子里描出一整条河两岸的地价，今年他只能记住一个大概。
他攥着烟盒纸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“周明远退了吗？”赵凯突然问。
屋子安静了一瞬。刘南生抬头，看着赵凯。赵凯脸上一副随意的样子，但他问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落在刘南生手里的烟盒纸上。
“退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前天他给我办公室打了个电话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他在电话里说，'刘老板，你赢了。不过我没输——我还没找到证据。'”
“证据？他要什么证据？”老徐皱着眉。
“不知道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。他只说，看我买地看股，每一次都像提前知道答案。他想不通，一个十八岁就辍学的人靠什么判断。”他停了停，“他说的也没什么错。”
赵凯直直地看着他，没说话。空气里有种很静的东西落下来。
“他还没走。”刘南生补了一句，“他不会走的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老徐问。
“不怎么办。他没证据，他不能拿我怎么样。”刘南生把烟盒纸塞回口袋，“他要跟，就跟。我不怕别人看。”
赵凯没接话。大概过了几秒，他低头翻开那本《销售心理学》，翻到某一页，又合上。桌下他的皮鞋后跟轻轻叩了两下地面——那是刘南生认识他这么久，唯一一个不安的习惯动作。
下午四点半，窗外的人开始多了起来。下班的人骑着自行车在楼下按铃，有人在公交站蹲着等车，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。办公室里的烟灰缸空了，老徐把它拿去用水冲了，晾在窗台上。
这一个下午，办公室里又来了两拨人。一拨是佛山的经销商，提着水果，说要“跟刘总学看地”；一拨是本地的包工头，想托他打听开发区下一批地什么时候放。老徐都挡在了门外——刘南生在开会，谁也不见。可挡得住人，挡不住名声。“刘南生”这三个字，已经顺着深圳的茶楼和饭局，一路传出去了。
小陈把账本合上说：“刘总，账上数目差不多了。那个泉州老板的收购，你要不要让人回个话？”
“先放着。”刘南生说，“等他自己降价。”
“他还没出价。”
“他会出的。”刘南生靠在椅背上，“他今天打电话给我，是来探底的。他已经在找了。等他找到找不到，他会回来。”
赵凯笑了。“你这套——都跟谁学的？”
“跟你学的。”刘南生说。
赵凯的笑停了一下，然后他站起来，说：“成。那这话算你付过课费了。”他正要拿外套，回头看了一眼刘南生，“晚上吃什么？我请。”
“不做说好了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去镇上看一眼我妈。”
办公室的门关上。脚步声先后消失。只剩刘南生一个人坐在桌边，外面天暗下来了，风从窗缝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旧报纸角一翻一翻。他把烟盒纸又掏出来，看了两秒，忽然剥开台历旁边那颗橘子——是赵凯之前放的。他剥了一瓣塞进嘴里，酸得他眯起了眼。
他把剩下的橘子放回桌上，走到窗口，往下看了一会儿。楼下的路灯亮了，照着几个蹲在街边吃盒饭的工人。他闻得到工地上那种土腥味——从两公里外飘过来。那块地还在那里。他还没动它。他知道自己可能有些想法错得太早，但他现在必须往前走，哪怕只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已经在变模糊了。
他拿起那本蓝色笔记本，翻开新的一页，写下了一行字：不卖地。股票不动。等泉州老板第二次打电话。
写到“第二次”的时候，圆珠笔滚了一下，他停住手，把那三个字又描了一遍。然后他合上本子，拉开门，下楼。
楼梯间的灯已经坏了，他摸黑走完两段台阶，推开一楼铁门。冷风扑面，街对面有个人影一闪——个子不高，穿着灰夹克，手里夹着一支烟。那人看见他出来，转头往巷子里走了。刘南生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背影走远。
他认识那个身形。周明远。
他没有追。他站在原地，把外套领子竖起来，拐进另一条路。
晚上十点，赵凯在天台上找到他。天台风大，四楼，没有护栏高处的风能把人吹得站不稳。刘南生坐在水塔边上，手边放着一罐啤酒，已经喝完一半。底下是整条街的霓虹灯，明灭的红绿光打在他的脸上。
“我就知道你没走。”赵凯在自己的外套上擦了擦手，坐到他身边，“你以前说过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上天台。”
“我没心情不好。”刘南生把啤酒罐递给他。
“你心情不好。”赵凯接过去喝了一口，“你刚才看周明远的时候，脸色难看得跟踩了屎一样。”
刘南生没否认。风灌过来，吹得他的头发乱跳。他伸手从口袋摸出那张烟盒纸，纸已经软得不成样子，几条折痕处快要断了。他把它放在膝盖上，摊开，给赵凯看了一眼。赵凯低下头，借着路灯的光，看见了上面那半张写满的字——地价、日期、名字、数字，有些已经淡得看不清了。
“南生。”赵凯的声音忽然压低了，“你那个烟盒纸上——还能写几个？”
刘南生的手指停住。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半晌才说：“……不多了。”
“不多了是什么意思？”赵凯的声音更低了。
“意思是——”刘南生抬起头，看着远处黑沉沉的城区轮廓线，那里的灯火连成一片，“明年之后，我可能就不再'知道'了。”
赵凯没有说话。风在天台口呜咽着，像有什么东西从很遥远的地方塌了一块。他低头看了很久自己的鞋尖，然后问：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刘南生说。
这句话出来，他自己都愣了一下。他从不轻易说“我不知道”。当年来深圳的第一天，他站在罗湖桥头，告诉自己，这一辈子都不说这四个字。但此刻，风灌进他敞开的领口，他看着自己手里那张磨穿了却仍在承受一切的烟盒纸，忽然意识到自己确确实实地站在一个他自己也不清楚的边缘。他说了。
赵凯看着他。然后，赵凯笑了。那笑里有他特有的那种辛辣劲，嘴角一扯，眼睛却异常清醒——像看清了一个一直在回避的事实。
“你终于说了一句真话。”赵凯把啤酒罐举起来，咣地碰了一下刘南生手边那只空罐子。
刘南生没接话。
他把那张烟盒纸叠好，最后一次塞回口袋。然后他拿起还剩半罐的啤酒，仰头，一口喝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