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在凌晨一点十七分响的。
刘南生摸黑抓起听筒，听见那头翻了个身，被子窸窣，然后是一声烟嗓：“……是我。你妈病了。”
1992年12月中旬，深圳的夜带着凉意。他握着听筒坐起来，指节在床头摸到那支圆珠笔，笔帽咬进嘴里：“什么病？”
“老胃病。这回疼得下不来床，镇上卫生院挂了三天吊瓶。”他爸的声音干得像砂纸磨过窗台，停了两秒，“……你在那边还行吧？”
“我明天回。”
电话那头没接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听筒里传来一声很轻的“嗯”，然后挂断了。
刘南生坐在床沿上，拨通了赵凯的号码。响了六声，赵凯才接起来，声音沙哑得像吞了铁砂。刘南生说：“我回老家两天。项目你在。”
“你妈没事吧？”
“胃病。老毛病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赵凯顿了顿，“叔不轻易开口的。你回去，好好跟他说两句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挂了电话，刘南生坐在黑暗里，听见窗外深圳的夜风在楼与楼之间穿过去，像一列叫不出名字的火车。
绿皮火车，硬座。过道里塞满编织袋，有人蹲在车厢连接处抽烟，烟味混着厕所的氨味，钻进每一个乘客的领口。刘南生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十四个小时，没合眼。车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，稻田收割过了，留着短短的稻茬，一根电线杆，又一根电线杆，每一根都像没写完的字。
到县城是第二天下午。他搭了一辆拉猪的三轮车到镇上，剩下的三里土路他走了四十分钟，皮鞋上糊满泥。村口的老槐树还在，树下蹲着两个下棋的老头，看见他，眯着眼认了一会儿：“南生？是南生吧？你妈病了，你爸早上还去镇上了。”
“去镇上干什么？”
“说是买点东西。我问，他不肯讲。”
院门开着。一条黄狗从堂屋里冲出来，朝他叫了两声，停下来，围着他又转了一圈，尾巴摇晃的速度慢下来，然后猛地快起来。大黄还认得他。
他摸了摸狗的头，走进院子。灶房里有中药味，灶台上积着陈年的油垢，锅盖缝里钻出一股烧过头的糊味。里屋的门帘是一条洗花了的蓝布，他掀开，看见母亲躺在床上，蚊帐没放下来，她枕着一条叠了三折的旧毛巾，侧着脸，比他上次回来瘦了一圈，头发白了一层。
他站在床头。母亲睁开眼，愣了两秒，然后笑了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“爸打电话了。”
“他给你打的？”母亲像是很意外，撑着要坐起来。刘南生按住她，她的胳膊细得吓人，骨头像一根分叉的树枝。
“他就是嘴硬。”母亲又躺回去，摸了摸他的袖口，手指粗糙，“他前天还在说呢，寄这么多钱回来，你在深圳别是干了什么不该干的。”
“什么不该干的？”
“他说怕你赚了不该赚的钱。”母亲的声音放低了些，“他说你不会。我说你儿子不会。他自己，谁都不信，他只信钱在家里。”
刘南生的手停在半空。“钱在家里？”
母亲没接话，别过脸去：“你床底下那个纸箱里，有你给你爸买的膏药，你帮我拿一盒。”
他弯腰，把半个身子探进床底。里面塞着旧鞋盒、一捆麻绳、半袋化肥。他手往里摸，碰到一个冰凉的铁皮物件，指甲盖划过去，掉漆的边缘硌了一下手。
他拖出来，是一个旧饼干盒。铁皮，印着牡丹花，花上的红漆掉了一半，露出底下锈黄的底色。盒盖很紧，他用拇指用力一掰，“啪”地弹开。
一股旧纸和油墨的气味扑出来。
里面全是钱。
第一层是零钱，十块的，五块的，用皮筋捆成几个小卷，皮筋有的已经松了，快断。第二层是整沓的百元钞，有的新有的旧，每沓都用一小条报纸捆着。报纸条上有铅笔字。字迹歪歪扭扭，笔画有的深有的浅，每一道都用了不少力：
“9.3 一千”
“7.18 八百”
“5.2 一千五”
“3.14 一千”
卷起的报纸边角发黄，被反复摩挲过。他数了一下，一共三沓零一卷。他寄回去的钱，全在这里，一分没动。他蹲在床前，水泥地上的凉渗进膝盖。他忽然站不起来。
他想起了另一个房间。
八平米，城中村，一张床一张桌子。桌上压着一只搪瓷缸，缸底下压着一张汇款单，四角翘起来，填好的金额是五百整。收款人一栏写着他母亲的名字，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很大，像怕邮局的人看不懂，像要在那一格子里站住脚。他攒了三个月。第一个月一百八，第二个月两百，第三个月从每天的伙食费里抠出四块六。凑够那天他在邮局窗口排到一半，柜台里的人说，手续费五毛。他摸了摸口袋，只有三张一毛的纸币和一枚五分硬币。他退了回来，打算第二天再去。第二天，催收的人砸了他的门。
后来那张汇款单一直压在缸底下。他死的那天早上看了它一眼，想的是：还好没寄出去。不然他妈去邮局取不出钱，邮局的柜台上，她得站着，脸不知道往哪搁。
跟现在隔着一条命。
铁盒盖弹开了，又合上。响声惊动了里屋的母亲：“你在里面翻什么？”
刘南生把铁盒放在膝盖上，转过去，声音在嗓子眼滚了一圈：“妈。这些钱……我寄回来的，你们没动过？”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你爸不让存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他说——”母亲的声音轻了，“他说怕你哪天钱都亏完了，回来还有这些。”
刘南生握着铁盒的边角，铁皮凉得发麻。“我不是给你们花的吗。”
“他知道。”母亲说，“他把每张汇款单都看很久，才去邮局取的。他不认识几个字，但他认得附言栏那两个字。他说那是你的字。”
“哪两个字？”
“'平安'。你每回都写的平安。他认这个。认准了，才去取钱。”母亲说，“取了钱，回来不花，装了这盒子。他每天起来看一眼，看完再塞回床底。”
刘南生蹲在床边，把铁盒盖上，沿着盖子的边沿压了一遍，压到第二遍的时候，他把盒子推回床底。
“妈。这钱，你存银行。”
“你爸说——”
“我说的不算。他说的也不算。”刘南生站起来，膝盖咔地响了一声，“这钱是你们的。不是给我留的退路。我不需要退路。”
他说完，听见灶房里有一声很轻的响动，像有人把什么东西放下了。他转过头，门帘外面，灶房的灶台边，他爸正侧身站在那里。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另一只手捏着半截烟，没点着。他爸没进来，也没走，就站在那，脚边的地上放着一袋橘子，塑料绳勒进手指。
他爸站了两秒，把梨放在灶台上，转身出了门。
母亲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，压得很低：“他早上五点骑车去的镇上。来回四十里。”
刘南生追到院子里。他爸已经走到院门口，黄狗要跟上去，又回头看看他，在两难里站住了。
他喊：“爸。”
他爸站住了。没有回头。他的背影比上次见面矮了一些，肩胛骨从旧衬衣里凸出来，像两片被风吹歪的瓦。他低着头，拿烟在虎口上敲了敲，然后说了一句：
“灶上热着饭。”
说完了，他往院子外头走。布鞋跟蹭着土，走得很慢，像怕踩碎什么，又像在等谁追上来。
刘南生站在那里，十二月的风从稻田那边吹过来，带着草灰的气味。他走进灶房，揭开锅盖。米饭还有热气，旁边一碗辣椒炒肉，一碗酸豆角炒蛋，扣着竹罩。碗筷摆了两副。对面那副碗的前面，放着一只倒扣的空酒杯，杯底朝上，压着一小碟花生米。
他伸手把酒杯翻过来，杯底有一个干燥的拇指印。
他爸曾经在等他的时候，把这个杯拿起来又放下，放下又拿起来，最后没有倒酒，倒扣着搁在那里。像一句说不出口的话。
刘南生把酒杯握在手里，站在灶台前，站了很久。锅里的热气蒸上来，糊了他一脸。他把酒杯轻轻放回原处——不对，不能放回原处。他拉开碗柜，取出一瓶白酒，拧开盖，给他爸那副碗前面翻过来的那只杯子，倒了满满一杯。然后他自己也倒了一杯，端起自己的那杯，去院子里找他爸。
他爸蹲在院墙边的枣树下，烟终于点着了，火光在他指间一明一暗。听见脚步声，他爸没抬头。
刘南生把酒递过去，蹲在他旁边，把酒杯放到他爸脚边：“爸。喝一口。”
他爸没接，也没看他。烟灰很长，一直没掉。过了很久，他爸把烟按灭在土里，端起那杯酒，喝了一口。
“你妈那钱……”
“存银行。”刘南生的声音平，“爸，我跟你直说——我不缺这份退路。钱放在床底下，是个念想。可念想不能是钱。你要留个念想，你把我这个活人好好看一眼，比那盒子里所有的钱都真。”
他爸握着酒杯，没有动。村口的狗叫了一声，远处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，一点点远了。
他爸又喝了一口酒，喉结滚了一下，然后说了一句话。声音很轻，被风拖走了半截。刘南生听清了前一半。
他说：“你瘦了。”
后半截是：“……回来就好。”
那袋橘子搁在灶台上，橘子皮上还带着风的凉。塑料绳勒过的地方，留下几道白印，像勒在他爸手指上，到现在还没有消。
他看着那几道白印，看了很久。
后天，他就得回南边了。这一次，他带走的不是那盒子钱。
是他爸刚才那半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