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宝安。1992年6月，太阳把铁皮屋顶晒得脆响，隔一会儿就咔一声，像有人蹲在屋脊上锤铁皮。黄老板站在厂房正中间，仰头看了一圈，皮鞋上落了半层灰。
赵凯提着两瓶汽水，靠在柱子上。瓶身出水，顺着他指缝一滴一滴往下掉，在水泥地上洇出两小滩。
“层高几多？”黄老板问。
“四米二。”赵凯接话，“实用面积五千二，楼梯和厕所都翻新过。水电已经入户，接上就能开工。”
黄老板不接话。他绕着承重柱走了一圈，五十出头的人，步子稳稳的。走到墙边，他用手指在混凝土上蹭了一下，举到眼前，捻了捻灰。然后他抬头看屋顶的桁架，看了很久。
刘南生站在卷帘门的阴凉里，没进去。
“刘生，”黄老板头也不回，“你进来。站那么远，怎么谈生意。”
刘南生走进来。铁皮屋顶把整个上午的热都蓄住了，空气像一块湿布捂在脸上。他在黄老板身边站定，鞋底粘起一层薄灰。
黄老板掏出一支钢笔，在名片背面写了个数字，推过来：“这个数。一次性付清，我这几日就能转账。”
刘南生低头看了一眼。
那个数比市面价高了一成。赵凯在柱子边站着，他看见那个数字了，他的肩膀不自觉地动了一下，又压住了。
刘南生把名片推回去：“这厂房不卖。”
黄老板的手悬在半空。
“我大老远从香港过来，”他慢慢直起身，“你叫我看。我看完了，出价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不卖？”
“我没叫您来买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叫您来看。”
黄老板的脸沉下来：“你玩我。”
“我跟您说的是租。”刘南生的声音比黄老板还低，“先租后买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”
赵凯在柱子边咳了一声，嗓子发紧。
黄老板盯着刘南生看了一会儿，又看了看赵凯。他笑了——笑得很冷：“我姓黄的开了二十年厂，头一回见识这么谈生意的。”
“您开厂二十年，成本里最大那块是什么？”
“人工。”
“从香港搬到宝安，人工省多少？”
黄老板不说话了。他当然算过这笔账。从香港搬来宝安，人工能省一半还多。他盯着刘南生，像在看一杆秤，掂量这个年轻人的斤两。
刘南生说：“您要买，就是一次性把钱压死在这块地上。现金变成砖头，砖头不能帮你发工资，不能帮你进原料，客户欠款的时候砖头也不能替你垫钱。可是如果我租给您——租金压到市面价的六成。头三年不变。”
“六成？”黄老板那只捻灰的手收了回去，“你图什么？”
“图您留下来。”
“我留下来，你赚租金。租金才几个钱？你一次卖给我，拿一大笔现金，干什么不好？”黄老板摇头，“我看不透你这笔账。”
“我刚才说了——现金放着是变不成砖头。可砖头放着，”刘南生顿了顿，“也变不回现金。您要是哪一天生意要挪，地要先卖出去。卖地快则半年，慢则一年。那一年里，您的机器泡在哪儿？”
黄老板沉默了几秒。
赵凯适时地开口：“黄老板，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——您看，港资厂这几年往深圳搬的越来越多，您在这儿把厂子做起来，旁边配套的注塑、印刷、模具，都会跟着往这儿扎堆。不瞒您说，我手上还有三家港资厂在考察，都等着看第一家的动静。您先进来，租金比谁都低，到时候配套商是跟着您的生意来的，这就是您的地利。”
黄老板把赵凯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他转向刘南生：“你在深圳，多少年了？”
“两年。”
“两年。”黄老板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，语气里说不出是轻蔑还是感慨。他推开汽水的拉环，喝了一口，汽水气泡在嗓子里炸了一下。他把罐子放在窗台上，“你说先租后买。那我问你——押金呢？”
“按金两按一上。”刘南生说，这个说法来自林若诗上次给他看的那份香港租房合同，“头期一个月上期，两个月按金。”
“三成。”黄老板还价。
“两按一上，这是香港的行价。您比我清楚。”
黄老板看了他一会儿，食指在名片背面敲了三下。铁皮屋顶又咔地响了一声，三个人都抬头看了一眼。
“得。”黄老板说，“两按一上，三年租约。但我加两条——第三年之后我有优先购买权；第二个，如果你们这片地有什么变化，你要提前告知我。”
“优先购买权可以写。地要是有变化……”刘南生顿了一下，“三年之内，这片我不会动。”
“你说了不算。”黄老板说，“你上头有没有老板？你这地，是你一个人的？”
“一个人的。”
黄老板眯起眼睛。他忽然笑了一下，不是冷笑，说不清是什么。
“刘生，我打听过你。”他收起笔，把名片塞回衬衫口袋，“你买卖认购证，买荒地，赌南方谈话——回回都赌赢了。你这双手，不像是二十一岁该有的手。可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——”
他往外走。走到卷帘门的阴影边沿，停住了，没有回头。
“赌赢三回不难。第四回把赢的全吐回去的，我见了不知多少。”
他的声音在铁皮屋顶下闷闷地弹了一下。“你明天把意向书写出来。租金、年限、优先权、你答应的每一件事——全部写在纸上，白纸黑字。我拿回香港给我老婆看。”
刘南生说：“好。”
黄老板迈出门槛。阳光劈头盖脸砸下来，他眯着眼，甩下一句话：“别用烟盒纸给我写意向书。谈几十万的合同，你掏一张皱巴巴的烟纸出来，我老婆会在心里记你一辈子。”
赵凯憋着笑，跟到门口，递了一支烟过去，黄老板接了，头也不回地走向那辆黑色皇冠。
皇冠开走了，轮子在柏油路上碾出热乎乎的胎印。
赵凯回到厂房里，空了的汽水罐子被他捏扁，丢进角落的纸箱。他转身看着刘南生，脸上的笑收了。
“刚才那套话——租金六成、先租后买、优先权——你是进来之前就想好的，还是临场编的？”
刘南生说：“盘算过一半。”
“另一半呢？”
刘南生没说话。他摸了一下衬衫口袋。
“……说的时候，才想明白的。”
赵凯看着他，等了一会儿。见他不打算再说，赵凯把第二瓶汽水递过来。冰早化了，瓶壁上的水顺着刘南生的手背往下淌。
“你指路，我走。”赵凯说，“你想明白要多久，我等多久。”
刘南生没接话。他拉开拉环，汽水的气泡在舌头上噼里啪啦地炸。他喝了一口，很凉，凉到胃里。
赵凯走到门口，又问了一句：“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他看你的眼神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我看见了。”赵凯的声音从外面飘进来，“他开始不信你。你说到‘现金变成砖头’的时候，他把那只手上灰拍掉了——那是他卸下来一点防备的意思。你这套东西是有用的。你自己信吗？”
刘南生没回答。他站在厂房中间，脚下那条影子被正午阳光挤成窄窄一道。赵凯的摩托车在门外发动了，突突突地在热空气里拖出一条尾巴。
厂房里安静下来。
他掏出烟盒纸。红双喜的软壳，已经被他拆开又叠上不知多少次，折痕深处发白，边角磨出了毛。他展开，上面四行字，被汗洇过，墨水洇开了边：
BP机。认购证。荒地。南方谈话。
每个后面画一个勾。四个勾，排成一列，像四道门，他全跨过去了。
可是门后面是什么？他盯着那四个勾。
卖完认购证，他等着下一个消息。买完地，他等着政策。他的日子是跳着过的——从一个风口跳到下一个风口。风刮起来的时候，他在风口上站着，所有人都觉得他料事如神。风一停，他就悬在半空，脚底下什么都不剩。
他闭上眼。想1993年。脑子里浮出一些碎片：报纸的灰色版面，一行黑色标题。什么字，看不清，只有那种叫人发紧的语气。再往后——1994，1995，1996，完全空白。像一台收音机，信号断断续续，终于只剩下哗哗的电流声。
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黄老板那句话不是挑衅。是事实。
风停了，他站不站得稳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赵凯信他，林若诗信他，小暖在熬夜帮他做账。他们把自己押在一个只能看见两米远的人身上。
他低头，把烟盒纸翻到背面。圆珠笔的笔尖悬在纸上，停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写了一个名字：
赵凯。
没有风口的名字。是人的名字。
赵凯。林若诗。妈。爸。
笔尖在最后一个字上停住了。他抬起头，铁皮屋顶咔地响了一声。阳光从卷帘门底下的缝里射进来，一道白光落在水泥地上。
他想起昨晚。苏小暖算账到十一点，他送她下楼。走到路灯底下，她回头说了一句：“你最近瘦了。”他当时想说什么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她走了，他一直站到路灯熄灭。
笔尖落下去。
小暖。
蓝黑色的圆珠笔油，在“暖”字最后一捺上洇开一小团，像一滴没干的墨。他把纸放在膝盖上，盯着那五个名字看了很久。
风口会过去。人不会。
他把烟盒纸叠好，沿着旧折痕压平，正要放回口袋——
赵凯推门进来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两个盒饭，一个西瓜。
“林小姐打电话到办公室，说明天意向书的格式她送过来。”赵凯说，“你——”他瞥见刘南生手里的烟盒纸，上面一排划掉的风口，下面一排名字。
“你写什么呢？”
刘南生把纸翻过去：“计划。”
“什么计划？”
“……人的计划。”
赵凯没有走近。他站在光线和阴影的分界线上，看了刘南生几秒。然后他笑了。
不大声。但很实。
他把塑料袋放在窗台上：“西瓜是冰的。”他往外走，走到卷帘门边，又回头，“对了——明天九点，黄老板和他老婆在宝安酒楼。你那个‘你说的那套东西’，明天得真写出来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现在，先出来吃西瓜吧。你那个烟盒纸，别在里面闷热了。”
刘南生站起来，把烟盒纸放回衬衫内袋，扣上纽扣。
他走过赵凯身边时，赵凯又说：“你写名字的时候，怎么把你自己漏了？”
刘南生没答。
门外的阳光白得晃眼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那道白光里，赵凯的皮鞋声在水泥地上敲得很实在。刘南生的手在口袋里捏了一下那张纸。五个名字贴着他的心跳，隔着两层布，温热。
明天九点，他要去签一份意向书。
不是风口的。是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