冷风从宝安方向灌进中巴车，车窗关不严，缝里钻进来的风带了泥腥味。1992年1月，腊月二十一。
刘南生把外套拉链拉到脖子根，用袖口擦了擦窗玻璃上的水汽。车到西乡站，上来一个挑竹筐的老头，筐里装着干海带，味道一下子灌满车厢。他往旁边挪了挪，给老头腾出个位置。
林若诗坐在他旁边，膝盖上摊着一本笔记。她穿一件灰色长风衣，手里握着一支钢笔——不是那种细的金笔，是一支黑色的粗管钢笔，像用来签合同的。她把笔帽拧开又拧上，发出一声细响。
“还有多远？”
“前面岔路口下车，走过去大概一公里。”刘南生说。
她对了一眼手表：“你约我的时候说，十分钟就能到。”
“那是从中巴站出来算的。”
她没接话，但挑了挑眉。他看见她把笔帽拧得更紧了。
这趟地是赵凯一哥们儿介绍的。对方的条件是：不能说是他的地，看了以后，行就行，不行就当没见过。赵凯那哥们儿说，这地的生产队和前一个老板闹了纠纷，合同签了一半又撕了，现在队里急着用钱过年，出价压得低。比上回福永那块地，便宜三成。
刘南生动了心。但他没说出来——他对谁都没说。他只跟赵凯说：我放假前想再去看看地。赵凯说行，又补了一句：别一个人去，叫上林若诗。
“你跟林若诗去，她能帮你看出你看不出的东西。”赵凯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擦皮鞋，头都没抬。
中巴车摇摇晃晃地过了两个站，在一条土路口停下。车门一开，冷空气扑进来，夹着田野的土腥和牛粪气。刘南生先下车，回头看林若诗，她踩中巴车的台阶时犹豫了一下——她穿的是平底鞋，不是跟，但鞋边干干净净，和这条土路不太相称。
两个人沿着土路走了大约四百米。路两边是荒掉的菜地，有几垄还立着枯了的豆架子。远处有一哇洼水塘，水面上飘着一层灰白色的浮萍。再远处，是一条河沟，沟沿上长着一排不高不矮的桉树，叶子灰扑扑的。风一吹，树叶子哗啦啦响。
刘南生在地界处停下来。
“就这儿。”他指着面前一片空地，“东边那条河沟，南面通到公路上，后面是工业区——现在那边只有两栋厂房，但路是通的。”
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——不是那个磨穿的老烟盒了，是一盒新的红梅，已经抽了三根。他抽出最后一根，没点，捏在手指间转了两圈，又塞回去。
林若诗没急着看地。她先站在地界中心，转了一圈，又走到西侧边缘，蹲下来打量土质，然后回到他身边，翻开笔记本。她的笔帽拧开，笔尖抵在纸上，没有落墨。
“东边的河沟，水深多少？”
“……这个我没量过。”
“南面的公路，日常车流量多少？”
“我没数。”
“后面的工业区，是租的还是队里自建的？土地产权是集体用地还是已经转成国有了？”
刘南生顿住了。他捏着烟盒，指腹反复摩挲着盒角的锡纸。风灌进领口，他缩了一下脖子。
“我……”他说，“我就是看了有个感觉。这儿离路近，地又平整，而且方向好。”
“'方向好'是什么意思？”
他真说不出来。他记得的是前世——不是清楚的画面。只是一些碎屑：一张报纸上印的地图。某楼盘广告的路线图。他和一个工友坐三轮车走过这一带，那个工友指着一片工地说了句“听说这儿以后要修大马路”。他当时累得睁不开眼，只记下了路边那排桉树的形状。
那些碎片压在他脑子里，他没办法把它翻译成林若诗能听懂的话，连他自己都拼不完整。
“你看，”他说，“这条路现在窄，但路基是笔直的，后面有地。路一通，这个位置就活了。”
林若诗合上笔记本，看了他一眼。
“刘南生，从数据上看，这块地的账我不太会算。”
“你算给我看看。”
她重新翻开本子，笔尖落下去，一行一个数字，字写得又快又密，像在写合同条款。她说：
“第一，这块地东边有河沟，雨季容易淹，每年至少两个月的防洪风险。这在成交价里必须折掉两成。第二，南面那条公路，以我上车以来的观察，二十多分钟里通行了十一辆车——这个流量支撑不了任何商业用地。第三，工业区只有两栋厂房，入住率我看不到，但周边没有人气。你买下来以后，空置期至少十二到十八个月。”
她抬头看他：“十二到十八个月的持有成本，算过吗？”
刘南生的嘴唇动了动。他想起赵凯的话——你指路，我走。但赵凯不来替他回这句话。他自己答：
“我没算过。”
“那你要求我出报告，怎么写？”
“写实际情况。”
“写实际情况，就是否定这笔投资。”林若诗说，“如果你是投资方的代表，你会批吗？”
刘南生蹲下来。他抓了一把土，土是潮的，发黄，里面掺了些碎石子。他搓了搓，看土从指缝里漏下去。他已经听懂了林若诗的意思——她的每一条理由都不是刁难，是他确实拿不出数据来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把那把土扬了，站起来。
“你说的都对。”他说。
林若诗看着他，没有接话。
“但地我还想买。”他说，“价格上我可以再压，把防洪风险折进去。空置期我认——我做好了等十八个月的准备。你那份报告，该怎么写就怎么写。写风险，写不足，写一个投资分析师能看出来的所有问题。但结论那一栏，我来填。”
“你拿什么填？”
刘南生从兜里掏出一张烟盒纸。不是那张陈年的旧纸了——那已经磨穿了一个洞，被他夹在笔记本封皮里当书签。他掏出来的是新的，红梅，边角还没揉皱。
他把烟盒纸铺在膝盖上，用圆珠笔在上面画了一个井字格。像他家那口井的井口——横竖各两条线，分成九格。
“你看，”他指着格子，“这不是地块图。这是位置。中间这一格，是这块地。上面这一排，是公路和后面那条河沟形成的一个口子。”他的笔在左上角顿了一下，“河沟绕过来，公路横过去——这两个条件你不用它，它什么都不是。但你把它串起来，它就是一块连着两个方向的地。”
林若诗盯着那张烟盒纸。井字格画得很随意，线条歪歪扭扭，圆珠笔出墨不畅，有的地方留下一个小墨点。但她看的时间很长。
“你这个逻辑，挂在嘴上叫直觉，写在纸上叫假设。”她说着，把烟盒纸接过去，从包里翻出一支铅笔，在井字格下面加了一行小字：
假设前提：交通条件若发生显著改善，地块价值将重估。
她把烟盒纸还给他。
“假设谁都会写，”她说，“问题是，交通什么时候改善？什么程度的改善叫'显著'？这条路前面是断头的位置，二十年通不进市政管网的。”她语气淡下来，像把一杯茶放凉似的，“刘南生，你赌得起，我赌不起。”
他们没再说话。冷风从河沟方向刮过来，桉树叶子哗啦哗啦响。远处有狗叫，一声，两声，然后停了。
回程的土路上，林若诗走在前面。她步子不快不慢，鞋边蹭了一层黄泥，也不低头看。到了路口，中巴车还没来。他们站在风里等了十来分钟，谁都没开口。
车来了。门一开，还是那股海带味。老头还在车上，筐子占了过道的一半。林若诗侧身进去，在靠窗的位子坐下，膝盖上重新摊开笔记本。她翻开某一页，停了很久，然后合上。
车开出去半站，她才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最早怎么知道这块地的？”
“赵凯一个朋友介绍的。”
“那个朋友认识地块的生产队？”
“嗯。”
“介绍之前，你去过那一带吗？”
刘南生想了想：“坐车路过一次。”
“路过的时候，你看什么了？”
“看了河沟，看了那条路。”
“然后你就记住了？”
他点了点头。
林若诗握了握钢笔，笔帽拧开又拧紧，拧紧又拧开。她侧过头，刘南生看不见她的脸，只能看见她耳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。她说：“有意思。”
然后她一路上都没再说话。
当晚，刘南生在出租屋里翻那本深蓝色笔记本。他翻到昨天记的那一页，上面是他用圆珠笔画的井字格，旁边分别写了“河沟防护”“路网预期”“新区方向”几个字，都打了问号。
写完后他看着那页纸，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有一股说不清的别扭——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，抄着从书上学来的词，想把自己那点说不清的念头包装成能站住脚的样子。他已经一整天没抽那根红梅。它还在烟盒里，被捏得扁了。
赵凯从店回来带了一只卤鸡。他掰了一条鸡腿递给刘南生，自己在对面坐下，拆了只密封的塑料碗装啤酒。
“看地看咋样？”
“地挺好。”
“林若诗说啥了？”
刘南生咬了一口鸡腿，嚼了两下，把骨头上的脆骨嚼出声来：“她说不看好。”
赵凯没追着问。他喝了一口啤酒，把塑料碗放在桌上，末了问一句：“那你还买？”
“买。”
“钱够？”
“存折上有五万四，加上上回那块地的腾退款，够首付。”
赵凯把啤酒一饮而尽，捏扁了塑料碗：“行。”
第二天早上，刘南生还在被窝里，床头的座机响了。他翻身起来，接起电话前先看了一眼窗外——灰色的天，屋顶上压着一层薄霜。
“刘南生？”
是林若诗。
“嗯。”
“我今天去了一趟规划局的公示栏。”她的声音隔着电话线，带一点沙沙的电流音，“你昨天画的那个格，中间那一格——你知道那条河沟西面，有一道红线的规划吗？”
刘南生握着听筒，没说话。他确实不知道。他上辈子连规划图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
“没有。”他说。
“想不想知道它的走向？”她的语气变了一下，像在咬住一个什么念头，“它从你画的那条'路'的延长线，一直通到河沟的北岸。去年，规划部门做了一次调整。调整前的旧方案——”她停了半拍，“红线正好穿过你选的那块地的中间。”电话那头，传来笔尖落在纸上的声音，“调整后，红线挪了，你的地完整地留在边上。”
刘南生闭了一下眼睛。他没有欢呼，也没有立刻接话。他只是觉得掌心的汗把听筒的塑料壳浸得有点滑。
林若诗在电话那边继续说，声音慢下来，像在做一场合同谈判前的开场白：“这块地，如果按我说的账来算，它现在分文不值。但如果按那根红线来算——刘南生，你告诉我实话。”
风从窗外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圆珠笔滚了半圈，停在井字格的边缘。
“你到底，是不是看过规划图？”
电话线里只剩电流的嗡嗡声。窗外那层薄霜在太阳底下开始化了，从屋角的铁皮棚沿上，滴下一颗水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