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租屋的屋顶还在滴水。1991年11月16日，上午九点。昨夜那场雨下了整宿，裂瓦的位置湿了一大片，泥水顺着墙缝渗下来，在墙角积了一小洼。屋里潮得像住在半只木桶里。刘南生把窗户推开半扇，外面的天蓝得发白，隔夜的水汽在太阳底下泛着光。
赵凯在门口穿外套。他把西装扣子扣好，又从口袋里掏出领带，抖了抖，往脖子上绕。今天上午约了人，他把头提前洗了，发梢还湿着。他对着窗玻璃收领带结，手指一拉一紧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周生那事，再给我三天。”
“不急。”刘南生说。他蹲在墙角，用一块布往排水口方向扫水。
“你脸上写着‘急’。”
“我脸上写的是‘这屋再漏就得请瓦匠了’。”
赵凯笑了一声。他弯腰系皮鞋带，系到一半，动作忽然停住——楼道里有脚步声。
脚步很重，不是这楼里住户的步子。二楼那个跑业务的，走路带拖，鞋跟蹭地面，慢慢吞吞。这脚步不一样，节奏硬，一步是一步，像踩着鼓点过来。而且不止一个人。
赵凯直起身，领带结推到喉结位置，走到门边。刘南生放下布，站起来。
门被踢了三脚。第三脚落在锁的位置，铁皮锁扣崩开半颗钉子，弹到地上，叮地一声，滚了两圈。
门开了。
先进来的是个瘦的，三十来岁，脸上横着一道疤，从左眼角拉到颧骨，缝线很粗，缝歪了。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，下摆塞进裤腰，皮带是灰色的，系得紧。他先扫了一圈屋顶漏水的印子，目光在那滩水迹上停了停，才落到刘南生脸上。
后面跟进一个壮的，军绿色外套，袖子短了一截，露出手腕上一圈黑。他进门第一件事是把门带上。锁扣被踢翘了，门关不严，被风一顶，又慢慢弹开半尺。
瘦的没管门。他走到桌子前，自己拉了那把椅子，坐下了。椅子腿在地砖上刮出刺耳的响。
他坐得很自然，像这屋归他管。
“你就是刘南生。”
刘南生没答。他看见瘦的坐下之前从裤兜里摸出一根烟，叼在嘴里，没点。烟纸皱得厉害，烟丝断了几截，露出烟嘴。他叼着烟说话，烟在嘴角跟着上下弹。
“外地来的，辍学的。来深圳大半年了，没进厂，净往关外跑。”瘦的把手肘架上桌面，偏头，“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刘南生的喉结动了一下。他左手的大拇指压住了桌沿——这人不光知道自己叫刘南生，还知道自己是辍学的，知道自己进了深圳没进厂往关外跑。这几点，房东才知道一半，剩下的要么有人盯他的梢，要么有人查过他。
“有人让我来问问，你到底在盯哪块地。”瘦的扫了一圈这间屋，目光从墙角瘪了一半的暖水瓶滑过桌上的《销售心理学》，又滑过窗口晾着的那条毛巾，“你一个外地仔，户口都没有，胃口倒不小。”
“我是帮人跑的。”刘南生开口，声音比他预想的稳，“拿钱办事，老板让看哪儿看哪儿。地图上画几个圈交差。具体要哪块，老板没说。”
瘦的不接话。看了他五秒。然后笑了，笑的时候那道疤跟着动，像一条被拉扯的歪线。
“我们大哥姓李。”他站起来，推开椅子，“关外几块熟地，归他管。你来了大半年，也该拜拜码头。”
他转身走到墙角，弯腰拎起那只暖水瓶，掂了掂，又放下。然后用脚背一勾。
暖水瓶哐当倒地，胆瓶炸开的声音在水泥房里格外脆。玻璃碴溅了一地，水淌出来，沿着砖缝蔓延成不规则的形状。有几片碎碴溅到刘南生脚边，他没动。楼道里没有传来任何一扇门打开的声音——这楼的住户，今早就把昨晚的事在外头讲过一遍了。
“下个月之前，”瘦的直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水珠，“把你正看的那块地，位置写清楚，放在这屋里。我们会来拿。”
他走到门口，停住，侧着头补了一句：“房子挑得不错。就是墙太薄了。”
“薄”字落了地，屋里静了好几秒。壮的那个跟在他身后快走出去了，又回头看了刘南生一眼。目光越过刘南生的肩膀，落在他胸口的衣袋上——那里露出一角深蓝色的本子。他没说什么，转过去走了。
皮靴声踢踢踏踏，从楼道一路响下去，最后在巷口散了。
屋里只剩水声——玻璃碴底下最后一缕水正在渗进砖缝，发出细弱的咕嘟。赵凯站在门边，领带结系好了，手指停在领带结上，没动。他盯着门口那扇半掩的门看了几秒，伸手把领带拽松了。
“你刚才拦我。”赵凯说，“不是怕。”
“是打不过也传出去。”刘南生蹲下去，把大块玻璃碴归拢到一堆，用一张废报纸裹了，压进垃圾桶底，“他们在我这屋闹了事传出去，这片的人都知道了。往后谁还敢跟我沾地皮的事？没人敢沾，那刀疤李盯我就更没顾虑。”
“顾虑个屁。你一个穷学生，他有什么可顾虑的。”赵凯把话说得冲，手上却把椅子扶正了，又把被掀翻的凳子腿一个一个重放稳当，“你说给他听的那套——帮人跑腿、老板没说。他信了？”
“他没信。”刘南生站起来，把桌上的搪瓷茶杯顺手摆正，“但他搁在心里了。他回去会查我背后是谁。查得越久，我越安全。”
“越安全？”
“越干净越安全。”他蹲在垃圾桶边没起身，盯着那包裹着碎玻璃的报纸，“他查不到我背后有人，他反而不敢动。”
“刀疤李在这片混饭吃，他不怕没背景的愣头青，怕没底的。”
赵凯沉默了一会儿。他走过去，把那扇翘着锁扣的门按了按，按不平。“你怎么知道地头蛇怕没底的？”
刘南生抬头看他：“你不是认识林若诗吗？”
“认识。办事处副主任，港资的。”
“她出面说句话，比我们跑十趟都有分量。地头蛇靠地面吃饭，港商的账他们不敢不认——港商一个电话能惊动区里。”
赵凯看着他。看了很久。
“……你怎么知道地头蛇怕港商？”
刘南生沉默了一会儿。地上的水光映着碎玻璃碴，亮晶晶的。
“直觉。”
赵凯没再追问。他走到门口，扶着那扇半掩的门，回头看了刘南生一眼。嘴张了张，又闭上。他没再问什么，套好外套，整了整衣领，下楼。脚步声在楼道里咚咚的，比刚才那两双脚轻得多，却比进来时走得快。
刘南生听着那脚步声从三层到二层，到一层，出楼门，在巷子里拉长变远。拐上大路的方向。
他站起来，膝盖有点僵。他把那包碎玻璃用脚往垃圾桶底下推到最深处，转身走到桌边，拉开抽屉，拿出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。
封皮被甩出来的水渍溅湿了一角。他用袖口擦了擦，翻开，拔开笔帽。
坐回椅子上。
屋里只有他一个人。
他握着笔，笔尖悬在纸面上方，停了很久。
手在抖。
不是感冒，不是饿。他自己分得很清楚。这是两辈子加起来，头一回有人专门为他这个人，找上门来踢他的门。
前世的那些不算。讨薪的时候被推搡过，工地上被骂过，医院走廊被护士大声呵斥过——但那些时候他心里明白，人家没把他当个人物来对付。他连被针对的资格都没有。
今天有人专门上门，踢了他的门，砸了他的暖水瓶，给他定了期限。
一个月。
这意味着他看的那些地、他踩过的那些脚印，终于被人放到了某种台面上称过分量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块需要被警告的牌——而不是随时可以碾过去的路边石子。
他吸了一口气，把笔尖按在纸上。手还在抖，第一笔歪了。他就着那股抖意，一笔一笔把字写端正：
11月16日。刀疤李派人上门。瘦的，眼角有疤，左高右低，烟皱。壮的穿军绿外套，袖短一截。瘦的坐下前先看了屋顶漏水的印子——他踩过点。他说“墙太薄了”。
他停住笔。“墙太薄了”四个字写得比别的大一号。他盯着看了几秒，又落笔：
他为什么会在意墙的薄厚？他收的是地的保护费，不是楼的。除非那几块地上盖过什么东西，拆了，砌了，垒了——留下了墙角根。他怕别人从墙根底下刨出东西。
他在这行字底下画了一条横线。又写了两个字：周生。后面打了一个问号。
窗外传来自行车碾过水洼的声音，溅起水花。他抬头，从破窗纸的缝里望出去——赵凯的身影正走出巷口，拐上大路。他在报刊亭前站了一会儿，买了瓶汽水，跟看摊的老板说了两句什么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在赵凯身后十来步，一个穿蓝布工作服的人推着自行车停在报刊亭，买了一份报纸，折好夹在腋下，骑上车，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。
刘南生攥笔的指节收紧了。
可能是顺路。可能是这巷子里住的人。可能是去买菜。他盯着那道蓝布工作服的背影看了很久，直到那个身影拐进另一条街的拐角，看不见了。
他低下头，在那行字底下又添了一笔：
赵凯身后有人。不确认，不预设，记着。
他把笔帽拧上，合上笔记本，贴着胸口放好。隔着布料能摸到本子硬硬的边角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门边，把那扇被踢松的门往上抬了抬，锁扣翘着，合不拢。他蹲下去，捡起那颗弹飞在地的断钉子，在手里转了转。钉尖弯了，废了。
他没丢。他把断钉子放进口袋，又走回窗边。
楼下土路上，阳光已经彻底照亮了屋顶和路面。水洼在蒸发，白汽丝丝地往上冒。墙角的阴影里——那个位置，有一个人站着穿雨衣的人。太阳那么大，雨衣的帽檐压得低低的，没遮住脸，那脸朝着他这扇窗户的方向。
刘南生没有退。他隔着半扇窗，看着那个穿雨衣的人看了几秒。那人没动。也没走。
他拉上窗帘。屋里暗下来。亮处只剩从破锁孔透进来的那道斜光，正好照在桌上摊着的笔记本封面上。
他坐回椅子，后背落进靠背，脚踩在地上那滩正在干涸的水渍边缘。他把手放在膝盖上，握了握，又松开。刚才那股抖已经过去了，手指现在是稳的。
他不是不怕。他只是终于明白了一件事。
前世他活到四十八岁，没有人认真威胁过他。他被人推搡过，被人骂过，被人从工地上赶出去过——但那些人从没有把他当成一个需要谈条件的对象。他是一粒挡路的灰，吹掉就完了。
今天不是。今天有人给他定了规矩，给了他期限，还多留了句话——墙太薄了。
这是他在这个世上，第一次被人当成一个需要立规矩的对手。
他打开笔记本，翻到新的一页。纸上落了窗帘透进来的一线光，正好照亮了笔尖的位置。他写下今天的日期，然后写了一行字：
下个月之前，他要弄清楚一件事：刀疤李为什么一个人也要守住那几块地。
写完他合上本子，贴着胸口放好，站起来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。楼下墙角那个穿雨衣的人已经不在了，土路上只剩下水洼在太阳底下闪着光。
他看了看门口那扇合不拢的门，摸了摸口袋里那颗弯了的断钉子。然后他把手伸进怀里，按了按笔记本的封面。
明天赵凯会带着林若诗回来。在那之前，他要先把墙角的石头翻一块起来看看。这屋子墙薄——但刀疤李的那几块地，墙角根里埋着他的命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