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的雨停了三天，街上全是潮味。刘南生从公交车上下来，裤兜里揣着那沓钱，贴着大腿根，走一步就能感觉到纸角的棱。1990年4月。
巷子里一股煤球味混着炒菜香。二楼谁家收音机把音量拧得很大。他推开家门，脚还没跨过门槛，就看见饭桌上摊着的东西——一沓表格，白纸黑字，右上角印着红星机械厂的红色字头。
他爸坐在桌边，面前那碗米饭已经凉了。
“报名表。”刘建国说，“我跟你李叔说好了。下周一，你去厂里报到。”
刘南生站在门口，没动。
“搬运工。先干两年，转正。”
“我不去。”
刘建国抬眼皮看他。烟灰从他指间掉到桌面上，他没掸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我不去厂里。”
“你不是在跟我商量。”刘建国把筷子拍在桌上。汤碗晃了一下，油膜破了。
“我那个班不上，整天在外面鬼混，当我不知道？”刘建国站起来，声音往上提，“老张都跟我说了。你租了仓库，倒腾那些破铁盒子！”
老张。刘南生把这两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。仓库门口蹲着抽烟的老头，冲他抬过下巴的老头。
“你知道老张是谁？”刘建国盯着他，“你李叔的老丈人。”
刘南生没接话，只把手插进裤兜里，捏住那沓钱的角。指腹上的茧子蹭过纸面，毛刺刺的，像砂纸拉过木板。
“我不管你搞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报名表签了。”刘建国说，“人家给你安排，你就得去。这是规矩。”
“我不去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我说了，我不去。”
“你再给老子说一遍！”
“我不去。”
刘建国抓起桌上那只搪瓷碗，用力往地上一掼。“哐”的一声，碗在地上弹了两下，滚进桌底，米粒溅了一地。母亲从厨房出来，愣在门框边，手里攥着一块抹布。
“建国——”
“你闭嘴！”
刘南生看着地上的碗。掉了漆的碗沿，露出下面灰色的铁皮。他认得这只碗。前世，他拿这只碗去厂里用了三年。食堂发新碗那天，他扔了旧的。
现在它在地上。
“我去不去厂里，”刘南生抬起头，“不是因为我怕你。”
“那你怕什么？怕丢人？”
“因为我想做的事，厂里做不了。”
刘建国盯着他，手还悬在半空。他没想到儿子会抬头。从小到大，刘南生挨骂的时候低头，挨打的时候低头。被叫到跟前时，他也不抬眼睛。
今天他抬着。目光直直地对着他，像一把顶到胸口的刀。
“你想做的事？”刘建国把这三个字碾碎了在嘴里过了一遍，“什么事？你说出来！”
刘南生没接。他在心里把话过了一遍，没组织好形状。
“什么都说不出来，你还想干大事？”刘建国向前一步，指着窗外，“你知不知道街上多少人在找工作？潮汕人、湖南人、江西人，扛着蛇皮袋到处跑。你李叔能给你留这个名额——你知道多不容易？”
“我知道。”刘南生说。
这句话比刚才那句更难。他真的知道。前世他进了那家厂，干了三年，被裁员。他知道那个名额对刘建国意味着什么——那是一个中年男人能给儿子拿出来的最大的保证。
“爸。”刘南生说。
两个人同时愣了一下。他平时不这么叫，他叫“爹”。
“爸。”他又叫了一遍，“给我一年时间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不去厂里。给我一年，我自己干。干成了，你在李叔跟前不用再低那个头。干不成，我自己去报到。你安排我干什么，我干什么，一句二话没有。”
刘建国没说话。他站着，手还指着窗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手放下来，摸了摸桌上的烟盒。空的。他捏了捏那只烟盒，把它揉成一团，扔到地上。
“你拿什么干？你有钱吗？”
刘南生从裤兜里把那沓钱掏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钱不厚。两张一百，几张十块五块，折成一个齐整的方块。钱上有汗，边缘毛糙，带着体温。它压住了报名表的一个角。
刘建国看着那沓钱。
“这钱哪来的？”
“倒腾旧货赚的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收音机外壳，翻新了卖。”
“赚多少？”
“够租一年柜台。”
“你已经租好了？”
“还没有。明天去找。”
刘建国拿起那沓钱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又放回桌上。放下的时候，他的手停住了——他看到了刘南生的手。
指节上贴着一条脏兮兮的创可贴，虎口磨出红印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灰。
那是干活的手。
刘建国坐回椅子上。他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桌上的菜彻底凉了。久到母亲进厨房又出来，出来又进去。最后她站在桌子边，看了看这个，又看了看那个，没敢说话。
“我跟你李叔说好了。”刘建国最后说，像自言自语。
“我去找他。”刘南生说。
“你拿什么找？”
“我去跟他道歉。就说我不肯干，是我自己不争气。跟你没关系。”
“你跟他道歉？”刘建国抬起头，声音都变了，“我拍着胸脯跟他保证说你肯干。你去说你不干了，你让他那张老脸往哪儿搁？”
“我去说。”刘南生又说了一遍。“我就说是我干不了。我写个字据，让他拿着，全是我一个人的毛病。”
刘建国张了张嘴，没再出声。
“行了。”母亲终于开了口，“老李那边我去说。”她弯下腰，把地上的碎米粒一粒一粒捡起来，“我就说孩子还小，心不定，过两年再安排。”
她说完，也没看刘建国，端着米粒进了厨房。
饭桌上剩下的两个人隔着一沓报名表坐着。刘南生闻到自己手背上的铁锈味——那是指甲缝里渗出来的。
刘建国盯着那沓钱看了很久。久到刘南生以为他又要发火。但刘建国没有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里屋门口，背对着刘南生，说了一句：
“一年。”
门在他身后关上。
晚饭是母亲重新热的。一盘炒空心菜，一碟咸鱼，一碗紫菜汤。刘南生坐到他平时坐的位置上去吃——那正是刚才搪瓷碗砸落的地方。米粒捡干净了，地上还留着一摊水渍，踩上去脚底发黏。
他夹了一筷子空心菜，就着汤，一声不响地吃完了。
母亲站在旁边，没坐下。她手里一直攥着那块抹布，揉过来，揉过去。
“你爹他——”她张了张嘴，“他就是嘴硬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他昨天已经去找过李叔一回了。”母亲说，“李叔说你没学历，厂里不好安排。你爹跟他在院子里拍了桌子，说‘我儿子能干’。回来抽了一整晚烟。今天一早，又去了一趟。”
刘南生嚼着嘴里的饭，嚼了很久，才咽下去。喉咙里那粒饭像一块石头。
“我明天去找老李叔。”他说。
“别去。”母亲拦住他，“我去说就行了。你去，反倒把他的火又拱起来。”
刘南生没答话。他低头看自己的碗，碗底还剩最后一口饭。
夜里，刘南生躺在自己那张小床上。关了灯，窗帘缝里漏进路灯光，在天花板上拉成一条窄线。他翻了两次身，睡不着。
枕头底下有东西。硬硬的，纸质的。
他摸出来，摸黑走到窗边，凑着路灯的光看。一张横格纸，折了两折。是他母亲记账用的那种纸。上面有淡淡的铅笔字，字很小，一笔一画写得很用力：
“你爸血压高，别气他。他昨天跟李叔吵了一架，因为李叔嫌你没学历，不肯给你安排。你爸跟他拍了桌子。他不让我告诉你。”
刘南生把信看了两遍。
他白天以为的父亲：一个固执的、看不起自己儿子的、逼他去当搬运工的人。
信里的父亲：一个在李叔面前拍了桌子，回家之后一个字都没提的人。
是他输了。刘建国在李叔面前已经输了一场——他没能让李叔给儿子安排进去。所以晚饭桌上那些狠话，那些摔碗和拍桌子，是一个输过的男人剩下的最后一点东西。
脚步声从门外传来。母亲压着嗓子：“还没睡？”
“嗯。”
“别跟你爹较劲。”母亲说，“他刚才在屋里吃了两片降压药。”
刘南生没回话。他把信纸折好，压回枕头底下。躺回去的时候，指尖刮过信纸边缘——纸很薄，像是攒下来的旧纸，用了背面来写字。
窗户外面，远处有摩托车的引擎声碾过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安静下来。
刘南生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。
他在想两件事。
一件是明天要去找柜台。赵凯那边还有一批货没有出手，钱得快点流转。
另一件是前世他父亲走得早，五十出头，走之前咳嗽了大半年。今天晚饭时，他注意到刘建国掐烟时的动作——右手食指和中指被烟熏黄了，咳了两声，又点上了一根。
一年的时间，他要做出名堂。
还要让他爸把烟戒了。
他翻了个身，枕头底下那封信的边角硌着指头。字很小，像是怕被人看见。
明天，他得跟赵凯把日子定下来。
南下的火车，不等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