旅店。1990年3月4日。星期天。
旅店的窗户关不严，夜风从缝里钻进来，带着一股铁锈味。刘南生把外套叠起来垫在腰后，坐在床沿看赵凯从斜挎包里掏东西。
赵凯的手有点糙，像在水里泡过很久。他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放到床单上，用食指推过去。
“你先看这个。”
刘南生打开信封。里面不是原件——全是复印件。纸张边缘有些发黑，是复印机用久了，碳粉不均匀的那种灰。
他一张一张翻。头两张是出货单。日期、型号、数量都印得清清楚楚，有厂里的章。虽然章在纸上是个黑块，但形状是圆的，能看出外圈那行字。
“几天的？”刘南生问。
“一周的。”赵凯坐到窗户边，把腿伸直，“仓库那边三本台账，我翻了两遍，挑了数据对不上的几页。”
“你怎么拿到的？”
赵凯没马上答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皮鞋，鞋头有一块灰白的污渍——像是被什么东西蹭的。他伸手抹了一下，没抹掉。
“周二晚上，仓库老张值夜班。我提了两瓶酒过去。他喝了半瓶就趴了。”
“你翻了他抽屉？”
“抽屉没锁，一本台账就搁柜子里。”
刘南生继续翻。翻到第三页的时候他停住了。那页是一张产品出库汇总，手写的，蓝色圆珠笔。在倒数第三行，有处数字被涂改过，涂得很用力，纸面都破了。
“这个。”他把纸递给赵凯。
赵凯接过看了一眼，眯起眼睛。“我当兵的时候，文书改账，就爱这么涂。涂得越重，心里越虚。”
“能看出来原来写的多少吗？”
赵凯把纸举起来对着灯泡。灯光透过被涂破的那处，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——好像是“1”，又好像“7”。
“差六七百台。”赵凯说，“按每台外壳的价算，够买辆桑塔纳了。”
刘南生把复印件收拢，放回信封里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玻璃上有层灰。他用手指划了一道，透过那条干净的地方，能看到街对面就是电子厂的大门。铁门关着。门卫室的灯亮着。
“得寄出去。”他说。
“寄给谁？”
刘南生没说话。他在心里过了一遍前世看过的那些新闻。电子厂归二轻局管，但厂长是机械工业公司任命的，纪检的事，归工业局管。直接寄厂里没用，姓陈的自己就能压下来。得寄到局里去。
“工业局。”他说，“监察室。”
赵凯没问为什么。他只是站起来，掸了掸裤子上的灰。
“行。今晚写，明早寄。”
刘南生转身看他：“不能用厂里的信封，也不要用我们的地址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赵凯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，抽出两根，一根丢给刘南生，一根自己点上，“信纸呢？旅店的桌上有。”
“不能用旅店的。有抬头。”
赵凯抽了口烟，想了想。“楼下杂货店有白纸本，一元三本，没抬头。”
“你明天去买。”
“行。笔呢？”
刘南生从裤子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圆珠笔。笔杆上的漆已经磨掉了一截，露出金属本色。他拿在手里转了转，又插回口袋。
“用我的。写左手字。”
赵凯看他一眼：“你左手能写字？”
“能。丑点。”
“更安全。”赵凯点点头，又抽了口烟，“邮局你去还是我去？”
“我去。我穿的校服外套，他们记不住我。”
赵凯没再接话。窗外的风大了一点，吹得窗框哐当响了一下。刘南生走过去，把窗户用力推紧。插销有点锈，他推了两下才嵌进去。
“今天几号了？”赵凯问。
“三号。过了十二点了，四号。”
赵凯掐了烟。“那陈厂长什么时候被查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刘南生说，“寄出去，等着。”
信是早上八点半寄出去的。刘南生穿一件旧校服，左手捏着那封没有署名的信。信封是楼下杂货店买的，那老板还问他：“寄给谁啊？”
刘南生说：“给老家教育局。”
他走出杂货店时，右手里攥着一张一角钱的邮票，贴得有点歪。邮筒是绿色的，在路口电线杆边上。他走到邮筒前，把信塞进去。
信封落进筒底，声音很轻，“咚”了一下。
回旅店的路上，他在一家早餐摊坐下来，要了一碗白粥两根油条。粥很烫，他拿筷子搅了搅，看着碗里慢慢鼓起的漩涡。他忽然想起前世。前世这年他还在学校，每天早自习的时候，同桌总在桌斗里藏一块鸡蛋饼，吃到第三节课才吃完。他从来没想过，鸡蛋饼是热的还是凉的。
摊主收了钱，找了他一张皱巴巴的一毛纸币。他揣进兜里，走回旅店的路上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，把那张一毛钱捏出了汗。
之后是等。
前三天没消息。赵凯回厂里上班了——他还得在库管那边待着。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，晚上九点半回来，进门就把外套脱了，扔在床脚。
“老张有没有提那天喝酒的事？”刘南生问他。
“提了。他说他那天喝多了，让我下次还去。”
“他有没有觉得不对？”
赵凯把鞋脱了。“他说他这辈子没见过一个商人陪他喝到半夜的。”
“那你怎么说的？”
赵凯笑了。“我说我不是商人，我是给个体户打工的。我老板抠，不报销酒钱。那是我的酒。”
“他信了？”
“他信了。他昨天还把酒杯子拿给我看，问下次带不带二锅头。”
刘南生没接话。赵凯也没再说话。旅店的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，两人都躺下了，都看着那道缝。
第四天。第七天。第九天。
第十天，赵凯回来得早。他进门的时候手里夹着一根烟，烟头被捏扁了，像是掐了又重新点起来的。
“厂里今天来人了。”
刘南生坐起来。“什么人？”
“两个。一个像坐办公室的，戴眼镜，拎一个黑色公文包。另一个穿夹克的，进门直奔财务科。”
“门卫怎么说？”
“门卫说他们去了三个小时，中午在厂食堂吃的饭。食堂的大师傅说，坐办公室的那个人，打菜的时候翻出包里的介绍信，上写‘市二轻局监察室’。”
刘南生没说话。他把手伸进口袋摸那支圆珠笔。笔帽还是热的，是他一直在手里转。
赵凯看着他：“你就是等这个？”
刘南生没点头也没摇头。他把笔帽按回去，站起来，从墙角拿过那瓶喝了一半的汽水，拧开，灌了一口。
“陈厂长呢？下午在厂里吗？”
“在。他下午一直待在办公室，没出来。他秘书说他的门一直是关着的。”
刘南生放下汽水瓶。“帮我看两天。如果他被带走了，你会知道的。”
“我上哪儿知道去？”
“他要是被带走，厂里的工人会传。你听门卫说就行。老张肯定知道。”
赵凯点点头。他点了一根烟，站在窗户边上，面朝街。他的背影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，一直拖到墙根。刘南生坐在床上，把那张烟盒纸从枕头底下摸出来，展开。上面那行字还辨认得清：
“我得让他活着出来。”
他把烟盒纸折好，又塞回枕头下面。楼下收音机又在响。这次不是天气。是评书。什么古代名将的故事，念到一半，广播员说：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接下来那周，刘南生没再去厂里。他把那批寄出去的信当成了一件已经脱手的事——做了，就不再想。他开始每天沿着华强北的路走，从南头到上步，从早上走到天黑。他看店里的柜台，看人家怎么摆货，看收银台放在哪个角落，看店主跟顾客说话时手放在什么位置。
他走的时候，口袋里别着圆珠笔，深蓝色笔记本揣在内兜里。走累了，就在路沿上坐一会儿，翻开本子写几行。写的不是计划，是数字。他记得前世那些店的营业时间，记得哪几条街后来成了电子元器件集散地，哪条街十年后会被拆掉。
走了四天，本子上写了十三页。
3月18日。星期一。
下午两点多，赵凯忽然出现在他常走的那条街上。他走得急，皮鞋跟磕在水泥地上“嗒嗒”响，老远就能听到。
赵凯到了跟前，张嘴就是一句：“陈厂长被带走了。”
刘南生停下来。他手里正握着圆珠笔，笔尖还停在笔记本上，那页写了一半，墨迹没干。他听见路边有个电工在架电线，铁钳夹在铜线上“咔”一声。
“什么时候？”刘南生问。
“今天中午。两个穿制服的人进了他办公室，待了二十分钟。出来的时候他手里拎着个纸箱子，里面装着他的东西。没戴铐子，但外边停着一辆白车。”
“副厂长呢？”
赵凯说：“副厂长下午就搬进他办公室了。”
刘南生把笔记本合上，笔帽插回去。他抬头看了看天。三月的深圳已经出了太阳，光线照在一栋正在施工的楼上，钢筋裸露在外，反射出一道白刺刺的光。
“那批货呢？”他问。
赵凯看着他，嘴角弯了一下。“副厂长让人清点了仓库，说报废品留太多占地方，让我问问收废品那边有没有人要。你猜他问的是哪家？”
刘南生没猜。他知道是自己。
签合同那天是星期三。上午十点，副厂长办公室。
副厂长姓马，四十多岁，说话慢，每个字都要在嘴里滚一圈才出来。他翻着一本硬壳账册，目光在刘南生和赵凯之间来回挪。
“你们之前帮厂里处理过一批报废品？”赵凯说：“是。我们收完，拉走，钱当场就结了。这是之前的回执，您过目。后面这批，厂长您要是信得过我们，还按老规矩办。”马副厂长把回执拿过来逐字看了一遍，把货单推过来：“这批外壳一共是四千三百套。按最低报废价走，每套八毛。”
赵凯没还价。他点点头：“行。您开票吧。”
马副厂长开票的时候，赵凯蹲下翻了翻样件，拿起来一掂，又屈指弹了弹外壳，裂了几道，但里面总成还是好的，PCB板没伤。他低声说了一句“能用”，声音小得只有刘南生听见了。
合同是一式三份。油印的，纸很薄，墨色有些化开。刘南生接过笔，准备签。他的手在抖。
笔尖落在纸面上，抖出了一个墨点。赵凯看见了。
“你没签过合同？”赵凯问。
刘南生摇头。他前世签过太多合同了，但那都是快递单、水费单、电话报装单、签收单，没有一份合同，没有一份带着“若一方违约，需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”的合同。他的手还在抖。
赵凯没再说话。他把笔从刘南生手里拿过来，翻到合同的最后一页，指着一处小字：“这里写的是数量，四千三百套。”
“这里是单价，八毛一套。”
“这里，是违约金。”他用指节敲了敲那行铅字，“看清楚。你们俩签了，就是要认的。真干不了，就别签。”
刘南生盯着那行字看了五秒钟。然后他把笔接回来，签了。
笔尖在纸上滑过去。赵凯在旁边看着他签完，也签了。他的字不像刘南生那样生硬，一笔一画都连在一起，像阵风卷着草纸飞跑，边上落款是三个连笔字：赵凯，旁边画了个圈。
付钱用的是现金。一沓十块五块的票子，从赵凯的挎包里掏出来的。马副厂长一张一张数完，拿一张纸条盖了章，递给赵凯。
“去仓库领货吧。”
路上，赵凯走在前面，手里攥着那张单子。刘南生走在他后面。“你哪儿来的现金？”
“这半个月找朋友拆的。老李那边提了点，另外还把家里寄来的生活费凑了凑。”
赵凯说完，顿了顿。“还有你那两条好烟——我卖了。”
“卖了？”
“卖给门卫了。他爱抽这个。正好凑路费。”
刘南生没说话。赵凯走了一段，忽然停下来：“对了，你之前说处理报废品能挣钱。我已经把货联系好了。有个做收录机的个体户，姓黄，在关外开小厂，他愿意收这批外壳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联系他的？”
“上礼拜。你说陈厂长要倒，我就先找了买家。”
刘南生又看了他一眼。赵凯的皮鞋还是那双，但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——全是灰，边缘磨白，鞋底微微翘起，像走了一万里路。
“你咋知道陈厂长要倒？”
赵凯回头看了看他，笑笑，没直接回答。“你说那话那天，我就截了个单子。做这行的，最要紧就是跑在行情前面。”
他还说了一句话。那句话很长，刘南生听完之后，一直记了很久。
“我这人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能盯住路口——路口的车往哪拐，就能看出哪条路在修。”
下午三点，货从仓库搬出来，装了半卡车。刘南生和赵凯坐在车斗里，靠着那堆外壳，从厂门口驶出去。卡车抖得厉害，每次压过坑洼，车身就“哐当”一声，外壳互相碰撞，“咵咵”的，像下冰雹。风从两边灌进来，带着柴油味、土腥味，和一点说不清楚的酸味。车身拐出大门那段路，刘南生回头看，仓库门口的老张正蹲在台阶上抽烟，冲他抬了抬下巴。刘南生也冲他抬了抬下巴。卡车开远了，刘南生把外套拉链拉上，把手揣进兜里，摸到那支圆珠笔。笔还是很凉。
晚上九点半，旅店房间。赵凯把一沓钱摊在床上。一张一张数过去，数了两遍。
“去掉本钱、运费、分给老黄的抽成、请马副厂长那顿酒钱，净的在这里。”他把几张大票推到刘南生面前，“数数。”
刘南生没数。他只是伸手摸了摸那沓钱的角，有点毛糙。他从枕头底下把烟盒纸摸出来，把那行新增的字划掉——划掉之前，手停了片刻。“那个陈厂长被查，是你做的？”
刘南生愣住了。赵凯站在窗边，背对着他，声音很平。怎么知道的？你在厂里只待了不到两周。”刘南生沉默。
他总不能说“前世报纸上看过”。他总不能说“我活过一辈子，在报纸见过他的名字”。赵凯转过身来。他没有追问。他看了一眼刘南生的眼睛，然后就笑了。
“行。你不想说就不说。”
他走回床边，从床上拿起那沓钱，数出两张，揣进自己兜里：“但下次你想搞谁——提前跟我说。我好准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