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合同到期还有七天。1990年2月28日。
仓库里闷。纸壳吸了潮，一搬起来就掉碎渣。汗沿着后脖子淌下去，和灰混成一条泥线。刘南生把最后一摞纸箱码上托盘，直起腰。腰眼酸得发木。
老张坐在仓库门口条凳上，拧开军用水壶灌了一口，烫得嘶了一声。“小刘，你听说没？厂里要来查账。”
刘南生用袖子擦了一把脸。“查账？”
“包装车间的王胖子昨儿半夜说的。前几天来了两个人，戴眼镜，穿白衬衫，拿着个本子，一台一台数机器。”老张拧上壶盖，“数了一下午。数完黑着脸走了。”
刘南生站在原地。喉咙里像塞了棉絮。上报四条生产线，实际只开了三条。来人一台一台数过去，账当场就得穿。
“陈厂长呢？”
“李会计今儿上午被叫上去。下来的时候脸都是白的。”老张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“你小心点。临时工——最容易被拿去顶缸。”
老张随口一说。说中了。
下午。车间和办公楼之间的公厕。水泥地，长条坑，隔板上的木茬散发出一股潮霉味。刘南生蹲在最后一个坑位，听见两个人走进来。皮鞋声在洗手池边停下。水龙头哗哗响。
“陈厂长上午把李会计骂了。”
“怎么骂？”
“上面要电费单。产量跟电费对不上——差了将近三成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陈厂长说了。找个人先顶着。”
“顶？谁顶？会计室谁敢动？”
“找临时工。”
水声停了。皮鞋往里走了两步，压低声音。“签字画押，给两块钱打发走。动作快点。下周上面还要来。”
刘南生蹲在坑位上。手心全是汗。他按了一下冲水开关，哗的一声，盖过了他的心跳。
他出了厂门，穿过马路。修车摊旁边，赵凯穿着灰夹克，捧个搪瓷缸子。看见他来了也不开口，就站着等。缸子里的茶水冒热气，白汽在冷风里拧成一股，散了。
刘南生把事情说了。说得快，说得碎。赵凯没打断他。等他讲完，赵凯低头弹了弹皮鞋尖上的灰。
“电费单。差三成。”赵凯说。
“对。”
“你带了什么出来？”
刘南生愣了一下。掏烟盒纸。上面写满了字——排班表、仓管签字、出货时间、车次。半个月攒下的零碎。赵凯接过去，扫了两眼，递回来。
“不够。这是外围的。”赵凯说。“账本在会计室。你拿不到手。”
“我——”
“你明天辞职。”赵凯说。
刘南生看着他。
“你在这儿，就是现成的靶子。”赵凯把搪瓷缸子搁在修车摊的轮胎上，直身，“合同到期还有七天——他们不用等到七天。明天就能找你签字。”
“那我还没——”
“我来拿。”赵凯说。
刘南生嗓子眼一堵。这话说得太顺溜了，就像说“我帮你带碗粉”一样。但赵凯不是随便的人。他看人先看鞋。他决定一件事，从来不绕弯。
“那是办公楼二楼。你进不去。”刘南生说。
赵凯笑了一下。眼睛没笑。“我自然有办法。”他看了一眼刘南生的裤脚，“你裤腿上沾着机油，仓库门口蹭的。但你今天在办公楼前也站过——门口地砖上有抬料滴的油印子，你踩过。你站的位置，正好看得见会计室的窗户。”
刘南生低头。裤脚上果然有几道深色的印。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在办公楼前停过。但他确实看过那扇窗。
“你这种人，心里的事全写在裤脚上。”赵凯说。“所以在外面等着。我来拿。”
话说到这份上，就没得争了。
“账本。电费单存根。”刘南生说。“拿不到账本，就找李会计签过字的出货单——数量是假的。带签名带日期，一张就是证据。”
赵凯点点头。“行。”
他转身，往厂门方向走了两步，又停住。“后天一早。厂门东边第三棵树下。不在不散。”
“你多小心。那里面有——”
“你指路，我走。”赵凯打断他。“你管钱，我管命。各干各的。”
刘南生没再说话。
晚上。八人间宿舍。老张坐在下铺看《故事会》，翻得哗啦响。刘南生从上铺掏出烟盒纸，借着手电筒的光，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：
“他要替我进去。”
字歪歪扭扭的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把烟盒纸折好，塞进贴身口袋里。然后他就躺着，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。
隔壁床的老周在打呼噜。走廊里有人端着搪瓷脸盆走过，水晃荡的声音，一下一下。
他闭上眼。
第二天早上六点。刘南生穿着深灰色工作服，拎着行李袋，站到厂门口。传达室老头推开窗户：“今天搬C仓，你拎着包做什么？”
“辞职。”
老头上下打量他：“合同不是还有六天？”
“不干了。”
老头没再问。他递出一本登记簿，一只圆珠笔。刘南生签字。最后一笔拖得很长，纸被笔尖划出一道印。他把本子还回去。
“工资下午来结。”老头说。
“嗯。”
刘南生没走。他站在厂门口，把行李袋放在脚边，等着。老头从窗户里看了他一眼，把窗关了。
大约二十分钟。赵凯来了。
换了一身深蓝色中山装。旧，但熨得笔直。手里拎一个黑色皮包，拉链没拉严，露出两条好烟的角。他走路的样子像这个厂的老人。他看见刘南生，没说话，只点了下头。然后迈步，走进厂门。
赵凯走过传达室。走过水泥路。左拐，进了办公楼。步子不快不慢，像每一条路他都走了十年。
刘南生站在原地。风从厂区方向吹来，机油味和铁锈味混在一起，钻鼻子。他忽然想起前世。
前世从来没有人替他做过任何事。他扛着行李在火车站排队，包被人划了，他只敢捂着口子看那人走远。他怕。别人问他在做什么，他不敢说。他从来没敢让任何人知道他在做什么。
不是不想。是不敢。
赵凯的背影消失在办公楼门洞里。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。没人许诺他什么。那一百二十块买不来在财务室撒谎的胆子。
刘南生蹲下来。他蹲在厂门口，把行李袋的带子攥在手里。攥得手心发疼。
然后他站起来。往东走。
当天晚上。厂外小巷子里的旅店。一间房，五平米，一张床一张桌子，灯泡十五瓦。一晚三块钱。他在灯下把烟盒纸上的内容抄进新买的软皮本里。烟盒纸磨得发白，有几处字迹被汗水泡糊了。他一边抄一边想：赵凯这会儿在厂里。他睡在哪？他说什么身份进去的？
抄完了。他把烟盒纸叠好，压在枕头底下。穿上外套，出门。
人民桥邮局已经关了。旁边报刊亭还亮着灯，卖报老头正在收摊。铁架子上挂着一排绳夹，报纸被风刮得哗哗响。
“同志，有上个月的《特区商报》吗？旧的也行。”
老头从台子底下摸出一摞。“三毛一张。要哪天的？”
刘南生弯下腰，翻。他记得那个新闻。1990年3月12日。他在前世看过一眼，标题和厂有关，具体细节早就糊了。他翻到第三张，手指停住。
1990年2月24日。《特区商报》第二版。左下角，豆腐块大小：
“深南电子材料厂涉嫌偷漏税款 市税务局已立案调查”
他盯着那行字。这个厂，他搬了半个月的纸箱。
花了三毛钱。他把报纸叠好，塞进内袋。指尖碰到纸面——然后他又把报纸掏出来，借着路灯的光，翻到右下角。
有一篇短讯。四五行字。标题下面配了一个人的职务。他认识那个名字。前世，他在这家厂出事后的第三年，在另一个城市的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。后面跟着两个字：入狱。
但此刻他手上这份报纸写的不是入狱。写的是：
“2月22日深夜。市税务局稽查一科科长周志刚，在其家中坠楼身亡。”
刘南生站在路灯底下。夜风把报纸边缘吹得抖起来。他盯着“坠楼身亡”四个字，又看了一遍。
2月22日。立案调查见报前两天。
他忽然觉得冷。他摸了摸内袋里那份报纸的折角，转过身。旅店的灯还亮着。15瓦的灯泡在窗口透出一小团黄光。
他推开门。刚进走廊，就听见柜台的老头在听收音机。里面有一条新闻。播报员的声音平板，念着一份公告——好像是关于税务系统内部工作调整的事。他没听清。他停下来站了一会儿。
走廊尽头的灯泡闪了一下。又亮了。
他回到房间。把门锁上。把那份报纸放在枕头上，看了一会儿。他把报纸重新叠好，塞进枕头下面，贴着那张烟盒纸。
他躺下来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，和家里那道一样，和仓库那道一样。
赵凯还在厂里。
他不知道赵凯现在在哪一层楼，哪一间屋子，什么姿势站在黑暗里。他也不知道那两条好烟够不够用，姓周的死了，姓陈的敢不敢把第二个人也推出窗外。他只知道一件事——他昨天在烟盒纸上写了一行字。
“他要替我进去。”
现在他想了想，又摸出圆珠笔，在枕头下的烟盒纸上，那行字下面，又添了一笔：
“我得让他活着出来。”
他写完，把笔帽咬在嘴里，咬出两个牙印。然后他闭上眼。
楼下收音机还在响。声音很小，断断续续，像在播什么天气——冷空气要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