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还没亮透。刘南生站在XX电子厂门口。除夕，早上七点零三分——1990年1月26日。
他昨晚没睡好。翻来覆去。弹簧床响了半宿。他妈在隔壁屋喊了一声“别翻了”。他停了。停了十分钟。又开始翻。
他紧张。
前世他面试过。电子厂。流水线。人家问“能加班吗”，他说“能”。人家问“能站着干十二小时吗”，他说“能”。然后他就进去了。不需要紧张。
这次不一样。
这次他不是去拧螺丝。他是去——骗一个厂长司机。
他穿了他最干净的衣服。白色的确良衬衫。领子还是有点黄。他妈昨天又搓了一遍。没搓掉。但比前天好。外面套着他爸的军大衣。兜里揣着一包红双喜。五块钱。兜里还剩三块七。
他走到厂门口的时候，腿在抖。
不是冷。
他深吸一口气。空气是冷的。灌进肺里。像刀子。他咳了一声。
厂门口有一棵梧桐树。叶子掉光了。枝丫像手指头。他靠在树上。等。
门卫在里面坐着。喝茶。看报纸。搪瓷缸子。茶垢很厚。他抬头看了刘南生一眼。“今天除夕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“等人。”
门卫没再问。又低下头去。
除夕。刘南生赌的就是这个。除夕，厂里放假。但陈厂长不会放假。黑色桑塔纳七点十分会从厂里开出来。去县里，或者去市里。给人拜年。
七点十分。
一辆黑色桑塔纳从厂里开出来。
他认得这辆车。不是他见过——是他“记得”。前世报纸上有一张照片。XX电子厂厂长被查。照片里就有一辆黑色桑塔纳。车牌号他记不住。但车的样子他记得。黑色的。方方正正的。尾灯是横条的。
车开出来了。速度不快。厂门口有减速带。车颠了一下。
刘南生深吸一口气。
他走上去。
不是跑。是走。他不能跑。跑了像拦路的。他走。走到车旁边。弯腰。敲了敲车窗。
手指头碰到玻璃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跳在手指尖上。咚。咚。咚。
车窗摇下来一条缝。
一张脸。四十多岁。方下巴。眼睛不大。嘴角往下撇。法令纹很深。像两道刀刻的。
“什么事？”
刘南生把红双喜递过去。
“孙科长。耽误您两分钟。”
孙科长看了他一眼。又看了一眼那包红双喜。
没接。
“你谁？”
“刘南生。镇上刘建国家的。”
“刘建国。”孙科长想了想。“翻砂车间那个？”
“是。”
孙科长没接烟。但他没摇上车窗。这是好的。
“你说两分钟。”他看了看表。手腕上戴着一块上海牌。银色的。表带是皮的。磨得发亮。“说。大过年的。”
刘南生把烟塞进车窗缝里。烟盒被夹住了。他松手。
“孙科长，我就问一句话。你们厂最近BP机的出货量——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孙科长的脸色变了。
不是生气。不是那种“你谁啊你管我”的生气。是另一种。是——被人戳到了。嘴角抽了一下。眼睛眯起来。法令纹更深了。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没别的意思。”刘南生说。他的声音在抖。他控制不住。十八岁的身体。十八岁的嗓子。他前世四十八年没跟这种人说过话。“我就是……做销售的。想了解了解行情。”
“你多大？”
“十……十九。”他虚报了一岁。
“十九。”孙科长上下打量他。白衬衫。领子发黄。手上有茧。不是握笔的茧。是搬货的。“你有公司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是哪家公司的销售？”
刘南生沉默了。
他答不上来。他没有公司。他没有名片。他没有西装。他穿着一件领子发黄的白衬衫，站在厂门口，手里攥着三块七毛钱。
第二句话，他排练了二十遍。“我不是来求您办事的。我是来给您送钱的。”可是这句话现在说出来，像个笑话。他连自己是谁都说不清。送什么钱？拿什么送？
孙科长盯着他看了五秒钟。
然后他笑了。不是嘲笑。是那种——“我见过你这种人”的笑。嘴角往上提。但眼睛没笑。
“小子。”他说。“你问的问题，不该你问。大过年的，回家吃饺子去。”
他摇上车窗。
桑塔纳开走了。尾气喷了刘南生一脸。呛。他咳了一声。
他站在原地。看着车尾灯消失在巷子口。
失败了。
他知道。
但他也知道另一件事——他说“出货量有问题”的时候，孙科长的眼神不是愤怒。是恐惧。
恐惧。
一个厂长司机。被一个十八岁的辍学生问了一句“出货量是不是有问题”。他的反应是恐惧。
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出货量真的有问题。
刘南生掏出烟盒纸。翻到背面。在“XX电子厂”下面写了一行：
“1990.1.26 孙科长·恐惧·出货量有问题。”
他想了想。又写了一行：
“1990.3 某电子厂出货量造假被查。”
他需要在三月之前——搞清楚这个厂到底怎么回事。
但他不能再去堵孙科长了。一次是运气。两次是骚扰。三次是找打。
他需要另一种方式进去。
他站在厂门口。看着那扇铁门。门卫在里面坐着。喝茶。看报纸。搪瓷缸子。茶垢很厚。
他不能从正门进。
他绕到厂子后面。围墙。两米高。水泥的。上面插着碎玻璃。绿色的。啤酒瓶砸碎的。他翻不过去。
他沿着围墙走。走了两百米。有一个缺口。砖头塌了半面。能钻过去。但他没钻。他看了一眼。记住了位置。缺口旁边有一棵杨树。树皮上刻着字。“张”。一个姓。不知道谁刻的。
然后他走了。
他需要一份工作。不是搬货。是——在这个厂里面的工作。
哪怕是临时的。哪怕是日结的。哪怕是扫地的。
他需要进去。
他需要看到BP机产线。看到出货量。看到仓库。看到账本。
他不需要孙科长帮他。他需要自己看。
前世他看了四十八年的新闻。“某厂造假被查”。他从来没想过——如果他在里面，他能看到什么。
这次他在里面。
他回到镇上。去了劳务市场。
除夕。劳务市场没人。他以为没人。
但有一个人。扛蛇皮袋的老头。蹲在老地方。啃一个馒头。
“大爷。今天还有活？”
老头看了他一眼。“今天哪来的活。都回家过年了。”
“那您怎么还在这？”
老头没回答。啃了一口馒头。半天，才说。“家里没人。”
刘南生没再问。他在旁边蹲下来。
太阳偏西了。街上开始有鞭炮声。稀稀拉拉的。有人在喊“回家吃饭了”。
老头忽然站起来。“对了。小伙子。你明天想不想挣十块钱？”
“想。”
“我小舅子在XX电子厂后勤科。昨天跟我说，过年这几天，厂里压了一批货，要赶着搬。要两个搬运工。日结。一天十块。”老头拍拍手上的馒头渣。“你手上有茧。搬得动。”
“什么时候去？”
“现在就去报名。人家在厂门口等着登记呢。错过了就没你的份了。”
刘南生站起来。腿有点麻。蹲太久了。
“走。”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往厂那边走。老头走得不快。蛇皮袋扛在肩上。一晃一晃的。
“大爷，您也去？”
“我小舅子说，要两个。我这把老骨头，搬不动了。但我去，他得给我个面子。”老头头也不回。“你记着。进去了，少说话。多看。后勤科的人，眼睛尖。”
刘南生心里一动。
多看。少说话。
这正是他要的。
厂门口。一个穿灰色夹克的人站在传达室外面。手里一个本子。一支笔。旁边停着一辆自行车。车后座绑着一个纸箱子。
“报名的？”
“是。他报名。”老头把刘南生往前一推。“我小舅子老周说的那个活。”
灰夹克上下打量刘南生。“多大了？”
“十八。”
“搬得动吗？”
“搬得动。”他把手伸出来。手掌上全是茧。黄的。硬的。还有几个破了的血泡。结了痂。黑的。
灰夹克看了一眼他的手。点了点头。翻开本子。拿笔写了一行。
“名字。”
“刘南生。”
灰夹克把名字写在本子上。刘南生看见了。本子上已经有一行字。他是第二行。两个搬运工。满了。
“明天早上七点。厂门口。别迟到。”灰夹克合上本子。“老周那边我打过招呼了。你明天进去，找后勤科老周。”
老头在旁边补了一句。“这是我外甥。勤快。”
灰夹克骑上自行车走了。纸箱子在后座上颠。颠了两下。没掉。
刘南生站在厂门口。看着那个本子被塞进灰色夹克的兜里。
他的名字。在那个本子上。
明天早上七点。他就能从这扇铁门走进去。不是翻墙。不是堵人。是名正言顺地，走进去。
老头拍拍他的肩。“行了。回家过年吧。”
刘南生给老头鞠了一躬。“谢谢您，大爷。”
“谢什么。”老头扛起蛇皮袋。“明天好好干。”
晚上。除夕夜。
他躺在床上。睡不着。
堂屋里，他爸他妈在看春晚。电视声音比平时大。笑声。掌声。一首歌。他妈在笑。他爸也在笑。
他盯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。从灯座延伸到墙角。
他在想明天。
明天早上七点。厂门口。他得穿得像“来上班的”。白衬衫穿了一天，领子更黄了。不能再穿了。
他得带什么？
烟盒纸。圆珠笔。
他得看什么？
仓库。产线。出货量。
他得问什么？
不问。他不能问。他一个临时搬运工，问东问西，人家会起疑。老头说得对。少说话。多看。
他只能看。
看仓库里有多少台BP机。看产线上有多少工人在干活。看出货单上写多少。
他不需要知道具体数字。他只需要知道——多还是少。
如果仓库里堆满了货，但产线上还在加班——那就是出货量有问题。
如果仓库是空的，但产线上没几个人——那也是有问题。
他只需要看。
他闭上眼。
窗外，有人放了一挂鞭炮。噼里啪啦。远了。又近了一挂。
明天。大年初一。
不用等了。
明天就进去。他攥了攥拳头。茧子硌手。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