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南生到劳务市场，第四天。1990年1月22日。
今天他不抢活。他站在十字路口。听。
别人等的是活。他等的是话。
劳务市场不是市场。是十字路口。每天早上六点，几十个人蹲在路边。有穿工作服的，有穿军大衣的，有扛着蛇皮袋的。他们等活。有人来喊一声“要三个搬货的”，呼啦一下围上去。手快的有，手慢的没有。
路边有个卖煎饼的。铁板。面糊摊上去。滋啦一声。香味飘过来。刘南生咽了口唾沫。他没买。一个煎饼五毛。他舍不得。
地上有霜。白的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他站的地方，霜被踩化了。一小片湿。
头三天，他也等活。
第一天。没人要他。他蹲了一天。腿麻了。他站起来跺脚。旁边一个扛蛇皮袋的老头看了他一眼。“新来的？”刘南生点点头。老头没再说话。蹲下去。继续等。
第二天。一个包工头来了。骑一辆二八大杠。后座绑着一个工具箱。他站在路边。扫了一眼蹲着的人。“要两个砌墙的。”呼啦一下围上去。刘南生没动。他不会砌墙。包工头挑了两个人。走了。剩下的人又蹲下去。
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人凑过来。“小兄弟，你多大了？”“十八。”“会砌墙吗？”“不会。”“会开拖拉机吗？”“不会。”“会电焊吗？”“不会。”中年人看了他一眼。“那你来干什么？”刘南生没回答。中年人摇摇头。走了。
第三天。一个货运司机让他跟车搬货。一天八块钱。他搬了一整天。从早上七点搬到下午五点。一车化肥。五十斤一袋。他搬了八十袋。肩膀上的皮磨破了。红的。渗着水。晚上回到家里，手抖得端不住碗。他妈给他盛饭。他接过来。碗在手里晃。汤洒了。他妈没说话。拿抹布擦了桌子。
他吃了两碗。米饭。炒白菜。一碟咸菜。他吃了三碗。
吃完饭。他坐在桌前。把八块钱放在桌上。四张两块的。
他拿出烟盒纸。在背面写：
“Day 3. 8元。”
他想了想。又写了一行：
“肩膀破了。但没死。”
卖表的三十一块五，他去劳务市场第一天早上就给他妈了。十五是米钱。原数还。十六块五是挣的。他说，米钱还您。挣的，您收着。他妈不肯收那十六块五。他放在桌上，出来了。
从那天起。挣的钱，是自己的。一分不借。
那是头三天。第四天，他换了路子。
他听那些等活的人聊天。聊什么不重要。重要的是——谁在哪个厂干活。哪个厂最近出货多。哪个厂最近缺人。
他听了三个小时。
太阳从东边转到南边。影子从长变短。他的腿站酸了。他换了个姿势。靠在路边的电线杆上。电线杆是水泥的。凉。凉气透过军大衣渗进来。他缩了缩脖子。
旁边两个穿蓝色工装的人在聊天。一个胖。一个瘦。胖的抽着烟。烟是红梅。两块五一包。瘦的蹲在地上。拿树枝在地上画圈。
“XX电子厂最近出货多。”胖的说。“我表弟在里面。说加班加到十点。”
“出货多有什么用。”瘦的说。“工资又不涨。”
“你懂什么。出货多意味着缺人。缺人意味着要招临时工。”
“招临时工也轮不到咱们。人家有关系的早进去了。”
“那倒也是。”胖的吐了口烟。“不过我听说厂长司机老孙，最烦别人叫他师傅。你叫他孙科长，他就高兴。上回我给他递了根烟，叫了声孙科长，他帮我问了问厂里要不要临时工。”
“真的假的？”
“真的。他帮我问了。虽然最后没成——但那态度，不一样。”
刘南生的耳朵竖起来了。
XX电子厂。就是报纸上那个。BP机产线投产的那个。
他掏出烟盒纸。翻到背面。写了一行：
“XX电子厂。厂长司机。老孙。叫孙科长。递烟。”
他前世不会注意这种信息。前世他也蹲过劳务市场——但他只是蹲着。等活。搬货。走人。他不听。他不看。他不记。
这次不一样。
这次他在听。因为烟盒纸上写着——他需要接近那个厂。
他继续听。又听了两个小时。
他听到了更多。
XX电子厂在镇子东边。骑车二十分钟。厂门口有一棵大梧桐树。厂长姓陈。陈厂长每天早上七点十分坐车出门。车是黑色桑塔纳。司机姓孙。孙科长四十多岁。方下巴。爱抽红双喜。
这些信息不是一个人说的。是五六个人。你一言我一语。拼起来的。
刘南生蹲在路边。把烟盒纸翻来覆去地看。
他不需要认识孙科长。他只需要——让孙科长认识他。
怎么让一个四十多岁的厂长司机认识一个十八岁的辍学生？
他想了很久。
然后他想到了——烟。
五块钱。一包红双喜。他爸抽的那种。
他不需要跟孙科长聊BP机。他只需要——让孙科长摇下车窗。
两分钟。他只需要两分钟。
中午。有人来喊搬货。一辆三轮车。拉砖。他去了。八块。
第五天。第六天。他接着搬。每天八块。手掌的水泡破了又长，长了又破。到第五天，水泡变成了茧。硬的。黄的。他拿指甲掐了一下。不疼了。
1990年1月25日。除夕前一天。
早上，他又搬了一趟。八块。
他蹲在路口。算账。
搬货。五天。四十块。
去深圳的火车票。他原以为四十。在劳务市场问了一圈。硬座。三十五。剩五块。到了深圳，五块钱能干什么？吃两碗面。住一晚最便宜的旅馆。然后呢？
他不能去深圳。至少现在不能。
他需要更多钱。他需要——在去深圳之前，先搞清楚BP机到底怎么回事。
晌午。他妈挎着竹篮来赶集。办年货。
猪肉。一只鸡。对联。鞭炮。两斤瓜子。一瓶酒。给他爸的。
肉摊上，卖肉的刀往案板上一剁。上秤。“三斤七两。”
刘南生付的钱。三十一块三。他把钱数出来。一张一张。递过去。
他妈站在旁边。没说话。回来的路上，她说了一句。“剩下的，你留着。”
“我有。”
剩下八块七。
晚上。他爸看了看那瓶酒。又看了看他。没说话。
那晚，堂屋的灯亮到很晚。
刘南生躺在床上。排练。
第一句。“孙科长。耽误您两分钟。”
不能太快。不能太轻。要让他听清。要让他觉得，来的这个人，不是来求人的。
第二句。这句话他想了三天。他不能说“我想进厂”。他不能说“我想买BP机”。他得说——
“我不是来求您办事的。我是来给您送钱的。”
没有人会拒绝“送钱”。
要让他听完这句，再摇上车窗。
他排练了二十遍。
半夜。他妈起来。把他那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又搓了一遍。领子还是有点黄。她说。“明天别穿了。”
“就这一件。”
他妈没说话。
1990年1月26日。除夕。天没亮。
刘南生起来了。白衬衫。军大衣。兜里八块七。
小卖部的门板刚卸了一半。老板娘在摆货。
“红双喜。”
“五块。”
他付了钱。接了烟。揣进里怀。扣上扣子。
还剩三块七。
XX电子厂。骑车二十分钟。他不骑。他走。
走到厂门口外的路上，天刚蒙蒙亮。
他不上前。隔着半条街，把三条信息挨个对过去。
梧桐树。有。光着枝丫，立在大门左手边。
门卫屋。亮着灯。
铁门缝里，停车的地方，一辆黑色的轿车。方方正正。
三条信息。不是一个人说的。是五六个人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拼起来的。可现在，一条不差，全摆在他眼前。
刘南生站在半条街外，呼出一口气。冷气进肺里，他却觉得热。
这是他第一次尝到“听”的甜头。
他听到的不是闲话。是地图。别人站在厂门口，看见的是一扇厂门。他看见的是地图上的线——车几点出来，从哪边出来，说什么话能让车窗摇下来。
他掏出烟盒纸。在背面写了一行：
“信息：都对上了。”
他把烟盒纸收好，退到街对面的巷子口。现在不能站在厂门口。站在这儿，就成了一个可疑的人。他靠着巷子口的墙，看着那扇铁门。
隔着半条街，又看了一遍。
那辆黑色轿车还停着。还没走。
还没走，说明陈厂长还没出门。还来得及。
七点十分。他在心里说。你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站好了。
兜里三块七。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