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南生花了一整天写那张烟盒纸。1990年1月16日，离除夕还有十四天。
不是写——是挤。脑子里的东西像一管快用完的牙膏，得从尾巴往上使劲捋。
他坐在院子里。冷。他裹着他爸留下的军大衣，袖子长出来一截，把手指头包在里面。圆珠笔夹在指缝间。烟盒纸摊在膝盖上。
他记得的：
“深——圳。”两个字。后面跟着一串模糊的画面——报纸标题，很大，黑体字，但具体哪一年、什么标题，他记不清了。只记得“深圳”两个字像烙铁一样印在脑子里。
“股——票。”认购证？还是股票本身？他记得有人排队。排很长的队。但那是哪一年？九一？九二？他记得“认购证”三个字。
“房——地产。”这个最模糊。他记得“海南”。记得“烂尾”。记得“泡沫”。但时间线是乱的。
他写不下去了。
笔尖在纸上戳了一个点。墨水洇开了。蓝色的。在烟盒纸的银箔面上洇成一朵花。
他妈的。四十八年。他记了四十八年。记了个寂寞。
他记得的太少了。他不是一个记性好的人。前世他连自己信用卡的还款日都记不住。他连他妈的生日都记不全。他记得的是——感觉。是“好像有这个事”。是“我好像在哪看过”。
不是细节。不是日期。不是数字。
他需要细节。他需要日期。他需要数字。
但他没有。
他把笔放下。手冻僵了。他把手指头塞进袖子里。暖了暖。又拿出来。继续写。
“BP——机。”这个他记得最清楚。因为他前世在工地上搬砖的时候，工头腰上别着一个。黑色的。摩拓。工头接电话的时候，全工地的人都看他。那个年代，腰上别个BP机，跟现在开豪车一样。
但BP机是哪一年火的？他记不清了。他只知道——“九零年前后”。
九零年。就是今年。
他盯着“BP机”三个字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在旁边画了一个圈。圈里写：“今年。”
晚上。他爸回来了。
刘建国。四十六岁。翻砂车间。手上全是铁锈。指甲缝里是黑的。他进门的时候带着一股铁腥味。
他看见刘南生坐在桌前写东西。瞥了一眼。
“写什么？”
“没写什么。”
刘建国没再问。他洗了手。坐下来。他妈端了饭。米饭。炒白菜。一碟咸菜。
吃了几口。刘建国放下筷子。
“明天跟我去厂里报名。你李叔在人事科，能给你弄个临时工。”
刘南生没抬头。“我不去。”
筷子停了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我不去工厂。”
刘建国盯着他。
前世三十年。他从来没敢跟他爸说过“不”。他爸说去厂里，他就去。他爸说搬货，他就搬。他爸说“你看看人家老李家的儿子”，他就低头。
他记得前世有一次。他二十五岁。在电子厂拧螺丝。厂子倒了。他回家。他爸坐在桌前。电视开着。新闻联播。他爸没看他。说了一句：“你看看人家老李家的儿子。在供销社。一个月一百二。你呢？”
他低头。没说话。
他爸又说：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养你了。”
他还是没说话。
他妈在厨房。水声。碗碰碗的声音。她没出来。
那次之后，他再也没回过家。直到他爸死。
这次不一样。
“我不去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声音不大。但稳。
刘建国的脸沉下来了。他把筷子拍在桌上。筷子弹了一下。掉了一根。滚到桌边。
“你不去工厂你干什么？你初中都没毕业。你还能干什么？”
“我自己想办法。”
“你想办法？”刘建国笑了。不是笑。是那种——“你算什么东西”的笑。嘴角往下撇。眼睛眯起来。“你想了十八年，想出什么了？”
刘南生没说话。
他不能说“我知道深圳会涨”。他不能说“我知道股票会涨”。他爸会以为他疯了。
“给我一个月。”他说。“一个月。我要是挣不到钱，我去厂里。”
刘建国看着他。看了很久。
他妈站在厨房门口。围裙上沾着水。她没说话。但她的手攥着围裙的角。攥得指节发白。
然后刘建国站起来。椅子往后一滑。刮在水泥地上。刺啦一声。
他摔了门。
门框上的灰震下来。落在饭桌上。落在米饭上。白的灰的。
他妈没说话。她走过来。把掉的那根筷子捡起来。用袖子擦了擦。放回桌上。
然后她收了碗。洗了。水声。碗碰碗的声音。
刘南生坐在桌前。没动。
他听见他妈在厨房跟他爸说：“让他试试。一个月。”
他爸没说话。
然后是电视声。新闻联播。片头曲。
第二天。早上。
刘南生揣着二十块钱出了门。他妈给的。买米的钱。
他没去买米。
他去了镇上唯一的报刊亭。
报刊亭在十字路口。一个绿色的铁皮亭子。四面都是玻璃。里面挂满了杂志。《读者》《故事会》《知音》。地上摞着报纸。一摞一摞的。用绳子捆着。
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。老花镜架在鼻梁上。手里拿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。在放评书。单田芳的。沙沙的。
“买什么？”
“报纸。所有的。”
摊主看了他一眼。把老花镜往下推了推。“所有的？”
“《经济参考报》《南方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。有多少要多少。前一个月的也行。”
摊主从架子后面翻出来一摞。前一个月的合订本。纸都黄了。边角卷着。五块钱。
刘南生付了。五张一块的。他妈给的。买米的钱。
他抱着报纸蹲在路边。
他从早上八点翻到下午三点。
太阳从东边转到西边。影子从长变短，又从短变长。他的腿麻了三次。他站起来跺脚。然后蹲下去。继续翻。
他在找两样东西。BP机。深圳。
翻到第三十七页的时候，手指停了。
《南方日报》。1989年12月28日。“XX电子厂BP机产线正式投产，首批产品限量供应”。
他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十秒钟。
然后翻到第四十二页。《经济参考报》。1990年1月5日。“H市通讯公司获颁经营牌照，紧急采购BP机配件”。
两条消息。一个在产。一个在买。
限量。意味着供不应求。供不应求。意味着涨价。
他把报纸合上。手在抖。不是冷。是那种——你在一堆废铁里翻到了一块金子的感觉。
他站起来。腿麻了。他跺了跺脚。
摊主抬头看他：“找到了？”
“找到了。”
“找什么？”
“钱。”
摊主笑了。露出几颗黄牙。“年轻人，钱不是找出来的。是挣出来的。”
刘南生没接话。他把报纸夹在腋下。走了。
兜里还剩十五块。买米的钱。他妈不知道。
他走了两步。又回头看了一眼报刊亭。
老头还在看报纸。半导体还在放评书。沙沙的。
他转回头。继续走。
风很大。吹得路边的塑料袋呼啦呼啦响。
烟盒纸在兜里。折了两折。纸很薄。但他攥得很紧。
上面多了一行字：
“1990.1 BP机。限量。涨价。”
晚上。他躺在床上。睡不着。
弹簧床吱呀吱呀响。他翻了个身。又翻了个身。
他妈在隔壁屋看电视。声音很小。但他能听见。新闻联播完了。天气预报。“明天，晴转多云，西北风三到四级。”
他盯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。从灯座延伸到墙角。他小时候拿铅笔在裂缝里画过小人。后来他妈拿石灰糊上了。又裂开了。又糊。又裂。
他在想一件事。
他记不住细节。但他记得“方向”。他知道深圳会涨。他知道股票会涨。他知道房地产会涨。他知道BP机会火。
他不知道“什么时候”。但他知道“会”。
这就够了。
他不需要知道精确的日期。他需要的是——在事情发生之前，站到对的位置上。
他不需要买中那只股票。他需要的是——在股票市场起来之前，人在深圳。
他不需要知道BP机哪一天涨价。他需要的是——在涨价之前，手里有货。
位置。不是时间。
他在烟盒纸背面写了一行字：
“不要记日期。记方向。站到对的位置上。”
然后他又写了一行：
“第一步：搞钱。搞到去深圳的路费。”
他算了算。去深圳。火车。硬座。大概四十块。他兜里有十五块。他妈的枕头底下可能有二十。但他不能拿。那是他妈买菜的钱。
他需要自己挣。
一天八块。搬货。五天。四十块。
但他不能只攒路费。他到了深圳，得吃饭。得住。得活。他至少需要一百块。
一百块。搬货。十三天。
他翻了个身。弹簧又响了。
窗外有狗叫。远的。一声一声的。然后是自行车铃铛。有人下夜班。链条声。远了。
十三天。
他等得起。
前世他等了四十八年。等一个“机会”。等一个“有人拉我一把”。等一个“下次吧”。
这次他不等了。
十三天。搬货。攒钱。去深圳。
他闭上眼。
手掌还在疼。今天翻报纸翻的。纸边割的。细小的口子。碰到水就疼。
但他睡着了。
梦里没有出租屋。没有泡面。没有催收短信。
明天还搬。
后天也搬。
一直搬到一百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