催收短信亮了三次。
刘南生没看。他看的是窗外那栋烂尾楼——十七层，没封顶，钢筋戳在灰天上像一排烂牙。他数过，三百多根。数到第二百根的时候，手机又震了。
“刘南生先生，您尾号3847的信用卡已逾期97天，欠款本金及利息合计人民币47,832.61元，请于三日内——”
他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。泡面汤凉了。油花凝成一层白膜。筷子还插在里面。
四十八年。他活成了这样。
胸口闷。不是今天才闷——是这半年都闷。视线开始模糊。不是困。是那种从边缘往中间收的黑，像老式电视机关机。他想伸手去够水杯。手没动。不是不想动——是动不了。
最后一个画面：手机屏幕又亮了。不是催收。是运营商——“您的号码将于明日停机。如需续用，请充值。”
没人发现他死了。房东不会。因为房租是自动扣的。父母不会。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了。朋友不会。因为他没有朋友。
他死在一张单人床上。被子没盖。鞋没脱。窗外那栋烂尾楼的钢筋还戳在天上。三百多根。他数到第二百根。没数完。
他是被一巴掌扇醒的。
不是比喻。是真的。一巴掌，结结实实，拍在后脑勺上。
“天天躺！跟你爸一个德性！你王叔家小军去年就进厂了，你呢？”
刘南生猛地坐起来。
眼前是一个他认识又不认识的女人。四十出头。围裙上有块洗不掉的酱油渍。头发用一根黑色塑料夹子别着，碎发贴在额头上。手里还举着锅铲。锅铲上粘着半截葱花。
他妈。
刘菊香。
他张了张嘴。没出声。嗓子像被砂纸磨过。
“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你妈？”刘菊香把锅铲往灶台上一磕，“粥在锅里。自己盛。蜂窝煤快烧完了，你等会儿去换一块。”
她转身走了。拖鞋啪嗒啪嗒响。
刘南生坐在床上。没动。
他低头看自己的手。
没有老年斑。指节不粗。手背上没有那道被碎玻璃划的疤——那是三十五岁那年在工地上搬砖留下的。
他摸自己的脸。皮肤是紧的。下巴上没有胡茬——不对，有。很软。像绒毛。十八岁的胡茬。
他翻过手掌。手心里有一道茧——不是握笔的茧。是搬砖的。不对。他还没搬过砖。这是……他把手指张开又合上。这双手，前世四十八岁的时候，指甲缝里全是黑的，洗不掉。现在干净。指头细。骨节没变形。
心跳很快。不是激动。是恐惧。
他认得这间屋子。十五平米。两张床。一张是他的，一张是父母的。中间拉了一道碎花布帘子。帘子下摆有一块补丁，针脚粗，是他妈缝的。墙上贴着一张海报——四大天王。最左边那个，笑得意气风发。海报右下角翘起来了，用透明胶粘过两次。
地上有一双解放鞋。军绿色。鞋带系了个死结。是他的。他记得这双鞋。前世穿了两年，穿到鞋底磨穿，大脚趾顶出来。后来他去了深圳，把这双鞋扔在火车站垃圾桶旁边。
窗户没关严。风从缝里挤进来。带着蜂窝煤的味道。呛。他咳了一声。
这个味道——
他猛地打了个寒颤。
不是冷。是身体比脑子先记起来了。这个味道他闻了十八年。从出生到初中毕业。后来他去了镇上打工，再后来去了深圳，再后来——再后来他闻了三十年的尾气和泡面味。
蜂窝煤。蜂窝煤的味道。
他妈还在厨房。锅铲碰锅沿的声音。葱花下油的刺啦声。
他爸不在。这个点应该在厂里。国营红星机械厂。翻砂车间。上白班。
1990年。
他确定。因为墙上那张日历——红纸黑字，“一九九〇年一月”。旁边印着一个胖娃娃抱鲤鱼。
1990年1月。他十八岁。高三上学期刚念完。下学期没去。因为交不起学费。
前世也是这样。
他坐在床上，两只手攥着被角。指节发白。
两种记忆在脑子里打架。刚才——不对，“刚才”是哪个刚才？他刚才还在出租屋里咽气。手机扣在桌上。泡面凉了。钢筋戳在天上。他数到第二百根。
现在他坐在十八岁的床上。他妈在厨房骂他。蜂窝煤在炉子里嘶嘶响。窗外有自行车铃铛声。
他掀开被子。腿伸下去。脚踩在水泥地上。凉的。不是出租屋那种凉——出租屋是瓷砖，凉得滑。这是水泥。粗糙的。脚底板能感觉到砂粒。
他站起来。腿一软——膝盖磕在床沿上。疼。真疼。不是梦。他扶着床沿，等那阵晕过去。耳朵里嗡嗡响。像有人拿指头弹他后脑勺。
他扶着墙走到桌前。墙上有一道裂缝。从墙根延伸到天花板。他记得这道裂缝。小时候他拿铅笔在裂缝里画过小人。后来他妈拿石灰糊上了。又裂开了。又糊。又裂。
桌上有一面小镜子。圆的。塑料框。他拿起来。
镜子里是一张年轻的脸。瘦。颧骨高。眼睛下面有青黑——没睡好的那种。嘴唇干裂。头发乱。但年轻。十八岁。他盯着镜子看了十秒钟。镜子里的人也盯着他。没有白头发。没有眼袋。没有那种被生活碾过去的灰。
他把镜子放下。
桌上有一包烟。红双喜。他爸的。旁边有一个空烟盒。翻过来。背面是空的。
他找了一支笔。圆珠笔。蓝色的。按了两下。咔咔响。
他在烟盒纸背面写了四个字。歪歪扭扭。字很丑。有两个笔画抖了。
“不能白活。”
他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。
厨房里的声音停了。刘菊香探进半个身子：“粥好了。你到底吃不吃？”
“吃。”
他听见自己的声音。年轻的。带着点哑。像一根没调好弦的琴。
他把烟盒纸折好。折了两折。揣进裤兜里。
粥是小米粥。稠。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。蛋黄还是溏心的。他妈把一碟咸菜推过来。萝卜干。切的。刀工不好，大小不一。旁边还有一碗剩的。是他爸的。刘建国五点就出门了。翻砂车间。铁水一千六百度。他爸在那儿站了二十年。
桌子是折叠的。一条腿短。底下垫了一本文学杂志。1987年的。他妈拿来垫桌子的时候他爸心疼了一下——那里面有他年轻时写的一首诗。没发表过。
他喝了一口。
烫。舌头被烫了一下。
他差点哭出来。不是因为烫。是因为他妈给他卧了个蛋。前世他妈死之前，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南生，你以后怎么办啊。”那是2018年。冬天。医院走廊。他站在ICU门口。手里攥着一张缴费单。欠费。他交不起。
他低着头喝粥。不说话。刘菊香在对面坐着，看他。目光里有嫌弃，有心疼，还有一种他前世没读懂的东西——怕。她怕儿子跟她丈夫一样。在厂里耗一辈子。耗到腰弯了。耗到肺里全是铁粉。
“你爸说了，让你明天去厂里找李叔。临时工。先干着。”
“不去。”
刘菊香的筷子停了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
刘南生把碗放下。碗底磕在桌上，闷响。垫桌腿的那本《人民文学》滑了一下。
“我不去工厂。”
他妈盯着他。他盯着碗里的粥。荷包蛋的蛋黄流出来了，金色的，在小米粥里洇开。
“我有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他说不出来。他现在说不出来。他总不能说“妈，我上辈子活了四十八年，一事无成，死在出租屋里，现在重生了，我知道未来三十年所有大风口”。她会把碗扣他头上。然后带他去看大夫。
“我还在想。”
刘菊香没说话。她站起来，收了碗，转身进了厨房。水龙头开了。水声很大。
刘南生知道她在哭。
他把手伸进裤兜。摸到那张烟盒纸。折了两折的。纸很薄。但他攥得很紧。
窗外。自行车铃铛又响了。蜂窝煤的味道从窗缝里钻进来。远处有广播。“……改革开放……特区建设……”声音断断续续。收音机信号不好。
1990年。
他十八岁。他还有记忆。那些大风口——他记得标题，记得方向，记得谁赢了谁输了。
他不记得具体数字。但他记得一件事：1990年，深圳。有一批人，靠一台BP机翻了身。
他把烟盒纸从兜里掏出来。翻到背面。在“不能白活”下面，又写了一行字。
“BP机。深圳。1990。”
笔没水了。他按了按。咔。咔。没水了。
他妈在厨房喊：“蜂窝煤！换了没有？”
“换了。”
他没换。他站起来。走到门口。拉开门。
外面是灰蒙蒙的天。巷子。自行车。蜂窝煤的味道。远处有火车汽笛声。隔壁王婶在骂她家小军。“你看看人家南生！再看看你！”
他差点笑出来。
上辈子王婶也这么骂过。骂完了，小军进了厂。他进了工地。两个人都没出息。
他深吸一口气。空气是冷的。灌进肺里。像刀子。
但他是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