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强北的街道被热浪烘得发软。沥青路面上浮着油亮的光，人踩上去，鞋底像被黏住半寸。刘南生绕过地下通道口，热风裹着焊锡味和灰尘味扑了一脸。街两边的铺子门脸半开着，塑料卷帘门哗啦啦响，有人蹲在门口给手机换屏，镊子在太阳底下晃出一道白光。
他往里走了两百米，在一栋写字楼前停住。玻璃门在他身后合拢，大堂空调的凉气一下子把汗逼回去。他没往电梯口走。右手边，那面最不显眼的墙上，挂着一块铜牌。
“南生控股创始地·1990-2034”。
字是蚀刻的，凹下去，漆填过一遍，边角被人擦得锃亮。刘南生站到铜牌前，抬手，指腹从“1990”滑到“2034”。金属凉得刺骨，像这个夏天里唯一不哄他的东西。
他没有办活动。去年四十四周年，集团上下吵着要搞庆典，他一句话否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刘槿自己做了这块牌子挂上去，从头到尾没跟他说。铜牌右下角没有署名。但他认得那些字的笔锋——横平竖直，一笔不多，一笔不少。刘槿小时候临帖，写坏过一沓纸，才练成这个样子。
他在铜牌前站了五分钟。大堂里的人来来往往，没人看他。一个推销员模样的人手机响起来，铃声是首老歌，他一边接一边从铜牌前走过去，没低头。刘南生也没有动。
他掏出手机，对着铜牌拍了一张照，发出去。没配文字。
三秒以后，苏小暖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他看着那个字，又站了一会儿。然后他摸到衬衫内袋里那张折了多年的旧烟盒纸，隔着布料按了按。纸已经磨得很薄，四角的折痕还是硬的。
他转身往门口走。玻璃门推开，热浪兜头扑过来，比大堂里高了好几度。路边一个冰柜嗡嗡地响，盖子上摆着一排塑料瓶，瓶身全是水珠。他刚迈下台阶，旁边柱子后面，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几步跑过来。
“叔，您好，请问——”年轻人鼻子尖上全是汗，双肩包的背带被攥得发白，“南生控股的总部怎么走？”
刘南生看了一眼他手里的东西。白纸，有折痕，右上角印着“南生控股开发者大会”。
“你从哪来？”
“武汉。”年轻人说，“第一次来深圳。刚才问了个保安，他说出门左拐走到底，我走了二十分钟，又绕回这儿来了。”他喘了口气，“您说这叫什么事。”
刘南生没有接话。他侧过身，往街口方向迈出一步，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年轻人愣了一下，没动。
“您——您怎么称呼？”
“你跟我来就是了。”刘南生已经走下台阶，两只手垂在身侧，步子不快，但走得稳。
年轻人犹豫了两秒，追上他，和他隔了半步，走在斜后方。双肩包在背上闷出一大片汗渍，他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写字楼：“叔，您在这儿上班？”
刘南生没回答。他拐进一条小路，两侧是低矮的电子元器件铺，卷帘门开到一半，门口垒着一摞一摞的纸箱，纸箱里露出五颜六色的线材。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光着膀子坐在风扇前面擦汗，看见刘南生走过去，没什么反应。
“我查过地图。”年轻人跟上来，声音被热风搅得有些散，“这附近最高的那栋楼，四十多层，楼顶有停机坪，我差点往那边走了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您说，南生控股的总部，不至于藏在这种巷子里吧？”
刘南生拐了个弯，说：“那栋楼不是我们家的。”
年轻人被他这个说法噎了一下：“……您在这家公司做了很久？”
“够久了。”
“其实我不是来参观的。”年轻人把邀请函举起来晃了晃，纸被太阳晒得有些发软，他凑近两步，“我投了个项目，进了开发者大会的新人赛道。后天路演，我得先来探个路。”他笑了一下，“我做了个给电路板做检测的小工具，业余时间捣鼓了两年。”
刘南生没有停步，耳朵却听着。年轻人又追了一句：“我爸妈都不支持，说搞这个没前途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要来深圳，他们问我深圳有什么好。”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“我说，深圳有华强北啊。全中国的电子元配件，都能在这里找齐。”年轻人声音里带了一点笑，“我小时候跟我爸在县城修过家电，那时候我就想，总有一天我得到这儿来。”
“叔，”年轻人忽然凑近两步，压着嗓子，“网上都说，南生控股的老板，当年就是在这条街上摆摊卖电子表起家的。一块表七块钱，从早市卖到天黑。您说，这种故事，是不是编出来哄我们这些外行的？”
刘南生没有停步。风把一张宣传单从卷帘门底下卷出来，贴着他裤脚打了个旋。
“故事有编的。七块是真的。”他说，“早市五点开市，我四点去占位。一张折叠桌，上头摆电子表、传呼机，摆香港来的小电器。客人蹲下来挑，挑半天，买走一块。”
年轻人听愣了，两步追平他：“您怎么知道得……跟亲眼见过似的？”
“我蹲过那个摊。”
年轻人张了张嘴，忽然笑出来：“您？您这岁数……”他上下打量了刘南生一眼，“网上说那位现在也该六十多了。可他要真是您，出门能连个司机都不带？”
年轻人自己摇了摇头，把那点荒唐的念头晃掉了。
刘南生不说话了。他们穿过那条窄巷，出了巷口，整条街忽然开阔起来。右手边一栋玻璃幕墙的大厦立在路的尽头，楼顶竖着四个字的标志，在太阳底下发着光。
年轻人抬头，脚步顿了一下。“南——”他把后面两个字咽了回去，又看了一眼，确认了一遍。
“到了。”刘南生说。
大厦门口进出的人多起来，都挂着统一的工牌。一个年轻姑娘端着两杯咖啡从旁边的咖啡店跑出来，差点撞上刘南生，她抬头，眼睛一下子圆了：“刘……刘老？！您怎么在这儿？”
刘南生压了压手：“这人来开开发者大会，你带他上去登记。”
姑娘愣了一下，点头，又转头看了年轻人一眼。年轻人站在那儿，看看姑娘，又看看刘南生，再低头看看手里的邀请函。白纸上方印着的那个名字，突然变得扎眼。
刘南生从衬衫口袋摸出那支圆珠笔。笔杆磨得发亮，笔帽上有一圈牙印。他拉过年轻人的邀请函，翻到背面，在空白处写了一行数字。字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，老派。
“这是总部内线。”他把邀请函递回去，“你要愿意来试试，就打这个电话。”
年轻人接过来，看着那行数字。再抬头，刘南生已经转身走了。
他快步走出去几步。那个端咖啡的姑娘小声说了一句：“那是刘南生啊，董事长。你没认出来？”
年轻人站在八月的太阳底下，张了张嘴，没喊出声。他低头把邀请函翻到正面，又翻回背面。那行数字是蓝墨水写的，收尾的那一笔轻轻带了个钩。他小心地把邀请函放进背包夹层里。
刘南生走到街角的樟树荫下，手机在口袋里震了起来。
他接起来。周鹤鸣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捂着话筒：“老刘，他落地了。”
“不是下周？”
“不是下周。”周鹤鸣说，“今天下午的飞机，已经到深圳了。林若诗正在赶过去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她让我跟你说一句话——”
“说什么。”
“她说，他这趟来，带的不是账，是老底。叫你有个准备。”
刘南生握着手机，没有说话。前面街口，一辆电动车按着铃穿过去，铃声又脆又急。大厦门口，那个年轻人被端咖啡的姑娘领进了旋转门。玻璃转了一圈，人不见了。
“他带的是你1990年的签名。”周鹤鸣说，“你准备怎么接？”
那块铜牌是三天前镶上去的。他当时没去现场，听说工人把牌擦了三遍，红绸盖上去的时候，风都停了。铜牌不大，巴掌宽，上头刻着一行小字：创始地，一九九零——二〇三四。
四十四年，被压成一行小字。
刘南生站在樟树荫下，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。他看着那栋大厦的旋转门又一次合拢，说：
“让他带进来。”
他挂断电话，朝地铁站的方向走过去。
地铁口的风比街上大，吹得人衣角翻飞。他刷了卡，站在自动扶梯上慢慢往下沉。玻璃挡板外的城市一点一点升高，最后只剩头顶一小片天。
车厢里人不多。他找了个靠门的位子坐下，对面坐着一个背书包的年轻人，正低头看手机，屏幕的光映在脸上。年轻人抬头扫了他一眼，又低头，忽然重新抬起来，盯着他看了两秒。
“叔，”年轻人犹豫着开口，“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。”
刘南生笑了一下：“像谁？”
“像课本里那个，深圳最早摆摊卖电子表的人。”
“哦。”他点点头，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灯，“那可能……就是我。”
年轻人愣住了，手里的手机差点掉下去。车厢轻轻一晃，报站声响起。他想起四十四年前，自己也是坐这条线路去赛格，背着一个蛇皮袋，在车上不敢睡，怕坐过站。
如今，他可以在车上放心地打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