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划书拍在桌面上的时候，会议桌上那杯茶晃了一下。几滴水溅到图纸边缘，沿着“可持续航空燃料基地”几个铅字洇开。王伯年没看那几滴水。他捏住装订线，从中间慢慢撕开，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像在拆一件报废设备的所有螺栓。
会议室静得只有纸页撕裂的声响。空调出风口的冷气把碎纸角吹得微微翘动，又落回桌面。
“二十年。”王伯年把撕碎的纸片推在桌心，手掌按住，声音像砂纸，“从你拆第一座小炼厂那天起，我就知道有今天。今天你连家底都要卖给航空公司了，刘南生。”
他喊的是全名，不是“刘总”，也不是“老刘”。
桌尾有人清了一下嗓子——陈道安，管航油物流的，想打圆场。刘南生抬了抬手，陈道安的话咽了回去。
刘南生年轻时话就少，老了话更少。他坐在长桌正中那把椅子上，偏过头看了王伯年一眼，没有开口。他右手垂在桌下，拇指摩挲着西装内袋里那张旧烟盒纸的边角，纸面磨得发软，像一层旧皮。
“你看这些做什么，我说的是今天的事。”王伯年敲着桌面，“航空燃油，认证周期三年起。原料价你算过没有？废弃油脂现在的收购价，够你付几个月？那条生产线改下来，炼化部明年报表就是红的。”
刘南生还是没说话。他把内袋里那张烟盒纸拿出来，放在桌角，没有看它，只是放稳。然后他朝会议桌另一侧点了下头。
严慧敏站起来，五十岁的财务总监，动作干净利落。她手里的东西没有装进新文件夹，是一摞薄薄的老案卷，装订线泛黄，最早的一本侧面贴着褪色的标签：1995。
她没开口，按顺序摆到王伯年面前。
第一本打开，里面钉着一张电汇凭证的复印件，1995年，金额，收款方是一间没有名字的独立炼化牌照受让方。凭证下面压着一页集团内刊的剪报，标题印着油墨已经发灰：“炼化部王伯年：焦化车间保住了，三千工位没下线”。
王伯年盯着那页剪报，看了很久。
他翻到第二本。1999年，重油管线项目撤资的回执，资金去向栏写着“航油储运基地一期”。
第三本。2003年，一条乙烯线停产改造的批复文件，附页里夹着一份手写的《生物航油预研立项申请》，申请人的签名是王伯年——他自己都忘了签过这张东西。预研经费那一栏的数字，与批复文件上“拆线所得设备残值”完全对得上。
第四本。2008年，重油项目全面撤出。第五本。2016年，全球油价塌方，炼化部两年亏损，集团账面上对冲亏损的那笔进项，来源写的是“废弃油脂采购—SAF原料储备”。
王伯年的手停在一页纸上。他慢慢摘下眼镜，用手背擦了一下镜片，又戴上，低下头。
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。空调风机嗡嗡地转，窗外阴天，下午的光压得很低，把整面墙的世界地图映得像一块旧铁皮。
“你撕了它。”刘南生开口，声音不高，“你撕之前没有看完。你撕的时候以为我在拆我们的家底。”
他停了停。
“账本在，你可以一本一本地查。每拆一样旧东西，换回来的钱垫进了哪个窟窿，上面都写。王伯年，你手下三千个工位，2003年那回，垫的是什么砖，你刚看过了。”
王伯年没有动。他把那本2003年的案卷合上，动作很慢，好像多一分力都要把纸捏碎。半晌他站起来，裤线笔直，把椅子推回桌底，椅子腿刮过水磨石地面，发出尖利的声响。
他走到门口，握住门把手，没有回头。
“刘南生，你连自己人都敢拆。”
刘南生看着他背影，说：“我拆的是旧的，不是自己人。”
王伯年的肩顿了一下。他拉开门，走出去。门合上时，墙上的世界地图被风带起一角，又垂落。走廊里皮鞋声由重转轻，消失在电梯口。
会议室剩下几个人。陈道安长出了一口气，想说点什么，被刘南生看了一眼，也出去了。严慧敏收拾案卷，一本一本码齐，抱着往外走，经过刘南生身边时低声说了句：“他看完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刘南生说。
门带上。会议室空下来。刘南生坐回椅子上，腰抵着椅背，手术之后坐久了，后腰隐隐发酸。他伸手够桌角那张烟盒纸，握在手里，拇指在磨秃的纸面上来回蹭了几遍。
纸上的字早看不清了。他记得写的是什么——“活下去”“别让自己失望”。那是1990年，罗湖火车站旁边的小卖部，他十九岁，身上只有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和圆珠笔。
窗外光线矮下去，黄昏像一层薄灰，铺在会议桌上。他想起上一晚阿澈念的那封信，1990年3月11日，写于罗湖火车站。“把那句话替你带给你在乎的人——他们没有等错人。”
他握着烟盒纸，没有动。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，苏小暖端着一杯热茶进来，放在他手边，杯壁的烫意隔着瓷传到他掌心。她看见他手里的纸，没说话。
“那封信，阿澈取回来了。”她轻声说，“放进信托第一层了。”
刘南生点了一下头，把烟盒纸折好，收回内袋。茶冒着白汽，在冷气里散得很快。
“安排一辆车，明天九点，去炼化厂。”他说。
苏小暖应了一声，走到门口，又停住：“外面降温了，早点回。”
她没有等他回答，拉上门走了。脚步声在走廊里轻轻响了几步，就没了。
当晚，王伯年回到福田的家里。管家递上一个信封，没有贴邮票，也没有寄信人。“下午有人放门房，穿深色大衣，放下就走了，没留名字。”
信封上收信人写着王伯年，字迹很熟。熟到他心里顿了一下。
他拆开信。里面只有一张纸，一行字：
“你回头看看，我拆掉的每一块砖，都垫在了你脚下。”
王伯年在玄关站了一会儿，挂好大衣，走进书房。他拧亮台灯，把信纸放在灯下，然后又起身，走到书柜角落，拖出那个铁皮饼干盒。铁皮盒锈了几处，他拨开锁扣，掀开盖子，最底下压着一张发黄的烟盒纸，边角磨圆，折痕深得发白。
纸上是一行圆珠笔字，字迹很急、很歪：“别拆那台催化器。南生。”
1992年春天。油罐区的水泥台阶，空气里混着机油和尘土的味道，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蹲在台阶上，从口袋里掏出这张揉皱的烟盒纸。当时王伯年要拆那台老催化装置，拆卸队的名单都列好了。
年轻人说：“别拆它。撑过六月，路就宽了。”
王伯年骂了一句“你一个做地产的懂什么”。但他留了那张纸。三天后他撕掉了拆卸单，那台催化器多留了三年。1995年，工艺标准调整，那台机器价格翻了五倍，卖掉的钱补了焦化车间三个月工资。
王伯年把烟盒纸放在台灯下，和那封匿名信并排。他凑近看，圆珠笔洇进纸里的油墨纹路，一模一样。三十九年前和三十九年后的手指力度的深浅不一样，但起笔收笔的习惯，是同一个人。
他把那行信又读了一遍。“垫在你脚下。”
他想起白天会议室里翻的那本2003年案卷。焦化车间的三千个工位，他记了一辈子的那口气，原来不是自己的调度报告换来的，是刘南生拆了那条乙烯生产线，把残值换成预研经费，又把预研经费挪过来，悄悄填进了焦化车间的工资单。
他当年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
王伯年坐进藤椅，藤条吱呀响了一声。他把信纸翻转过来，背面是空白的，从笔筒里拔出一支旧钢笔，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。写完他放下笔，没有再看一眼。
他写的是：“我留着。”
书房的电话响了。响到第七声，他拿起来。那边沉默了两秒，说：“伯年，你那边冷不冷。”
是刘南生的声音，没有提信，没有提账本，好像白天的事都没发生过。
王伯年握着听筒，没有答他的问题。隔了一会儿，刘南生又说：“明天九点，我到炼化厂。你带我走一遍那条你说‘拆不掉’的线。”
“……你来就是。”王伯年说。
那边轻轻嗯了一声，挂断了。
王伯年放下听筒，握着冰凉的听筒底座站了半刻，然后把那张写了字的信纸折好，没有放进铁盒，而是收进西装内袋，和白天穿的那身挂在一起。他伸手关掉台灯，书房没入暗里，只有窗外的城市灯光漏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层薄薄的光纹。
他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书桌。铁皮饼干盒还敞着盖。他没有回去合上它。
要拆的东西，明天自己会走过去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