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真纸从机器里吐出来的时候，边缘带着热，一股焦墨粉味。
刘南生把纸横过来，逆着窗外的光看了一遍，又竖过来看了一遍。三条要求，排版工整，措辞滴水不漏。第一条：受试者退出后须补充十二个月长期随访数据。第二条：入组标准须扩大至无监护人的独居患者。第三条：须完成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。每一条末尾都缀着同一行小字——鉴于产品属性特殊，本要求暂不设既往先例可循。
“不设先例”，印在纸上，像一枚早备好的公章。
苏小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膝上搁着一只旧牛皮文件夹，边角磨得发白。她等刘南生把纸放下来，才说了句：“第一条做不到。最后一批入组的人，才做了六周。十二个月随访，数据从哪儿长出来？”
“做不到就对了。”刘南生把传真纸压在手底下，“做得到，那不叫刁难。”
苏小暖没接话。办公室安静下来，窗下马路的车流声渗上来，闷闷的，像远处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碾压。
过了半晌，她开口：“那就收？阿澈那个摊子，光去年就烧掉两亿四。年底还有三块地的尾款要交，我把其中一块做了展期。你要是不收，开春之前，家里的分红一分都别想拿。”
“拿什么红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人没瘫在床上，就饿不死。”
苏小暖抬起头看他。四十多年，她见过他说这句话时脸上的那种东西，不是赌气，是另一种更硬的东西。她合上文件夹：“那审批会下周三开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“知遥呢？”
“在楼下。车停了一个多钟头，打着空调。”
“让她上来。”
刘知遥进门的时候，衬衫袖口卷到小臂，最上面一颗扣子没系。她弯腰看了三分钟传真纸，没碰它。
“起草这份东西的人，不懂伦理审查。”她开口说了第一句话。
刘南生靠在椅背上：“细一点。”
刘知遥的指尖点了点第三条：“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。全球做脑机接口临床的中心，一只手数得过来——美国一家，瑞士一家。如果中国这个停掉，赛道上只剩两家。真要凑多中心，等于让阿澈去组织一个世界上还不存在的试验。写这条的人，要么坏，要么外行。”
“第一条呢？”
“第一条更外行。”刘知遥直起身，“伦理审查审的是病人会不会受伤害，不是试验方案完不完美。把随访数据塞进伦理条款，等于拿着体检报告当判决书用。写这条的人，连伦理审查和质控评审都分不清。”
刘南生没说话，等她往下讲。
“我在《柳叶刀》做过三年审稿编辑，”刘知遥说，“认识三个人。日内瓦的安德烈·贝松，欧洲神经伦理学会前任主席，脑机接口伦理白皮书的起草人之一；霍普金斯的陈雪莉，前F局器械顾问；东京的福岛邦彦，1978年人工耳蜗进日本的时候，他在日方审评组里待过。这三个人如果愿意出独立意见，比我们自己写一百页申诉都管用。”
“他们凭什么替你说话？”
“不替我们说话。”刘知遥看着刘南生，“意见书只写对错。独立意见，才有分量。”
刘南生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的光横过桌面，照在那张传真纸的边角上。他把纸翻了个面，将背面的空白对着光端详了片刻，像在辨认什么暗纹。
“三天够吗？”
“够了。”
“去办。”刘南生说。
刘知遥走出办公室，门在身后带上。苏小暖才开口：“你就不怕那三份意见，签得比批委会还狠？”
刘南生的手伸进口袋，隔着布料按了一下那张旧烟盒纸。塑料封皮磨得很毛，边角已经软了，像块旧棉布。
“真话再狠也好对付。怕的是不说话的假话。”
车拐进审评中心大门的时候，阿澈坐在后排，把那支旧钢笔的笔帽拔出来，又套回去，拔出来，又套回去。笔帽上有一排浅浅的牙印，已经磨得发亮。
“别再咬了。”刘南生坐在副驾，没回头，“你姑姑在这儿，轮不到你慌。”
阿澈把笔帽塞回口袋：“我没慌。”
“你紧张的时候才咬它。三十年前我也咬过一支圆的。”
审评中心是栋九十年代的白瓷砖楼，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旧空调混出来的气味。空调管道在头顶嗡嗡响，靠墙的一排长椅漆面剥落，露出底下的铁锈色。护士推着轮椅经过时，轮框在门槛上磕了一下，哐当一声。
三楼会议室。长桌，两头分坐。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，叶子蔫了半截。窗帘拉了一半，下午的光斜着切进来，把长桌劈成明暗两半。
审批委五人，坐在中间的是方主任。头发全白，梳得一丝不乱，深灰西装袖口磨出了毛边，金丝眼镜的镜腿用透明胶带缠过一截。他面前摊着三份装订整齐的意见书——英文原版，附公证翻译。
方主任没急着翻，先看了刘南生一眼，又看了阿澈一眼。
“材料我们看过了。”方主任声音平缓，像在念一份旧判决书，“三位专家的意见书，委员会逐条讨论过。第一条，贝松教授关于——伦理审查与研究设计审查分离的观点，委员会部分认可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但委员会有责任问一句：你们拿什么证明，头三个月的好数据，不是一阵风？”
刘知遥坐着没动，手指搭在材料边缘。
“贝松教授在意见书第三页有一段原话。”她翻到那一页，念得很慢，“伦理审查不回答这个试验完不完美，只回答病人会不会因它受伤。把随访数据当作伦理条件，等于用尺子去量重量。尺子没有错，错的是拿尺子去量重量的人。”
她把意见书放回桌上，声音平稳地接下去：“他这段话，回答的正是您刚才的问题。风会停，数据不会。三个月，十二个人，每一次操作都有录屏存证。如果委员会需要核验原始数据，随时可以调阅。”
方主任没应声。旁边一位女委员——韩委员，四十出头，短发，食指上套着一枚木戒指——接过话头：“第二条，独居患者。你们的意见是，排除独居患者，等于把设备最适用的人群挡在门外。可独居患者身边要是没有第二个人，设备出故障怎么办？后果谁来承担？”
“设备有三级应急关断。”阿澈站起来。他走到门口，从搁在矮柜上的背包里取出平板，连上投影。“心率异常自动断电，语音求助直连120。手环这端还有一个物理急停键——不用手指，肘部按压就能触发。这些功能在临床报告第47到52页。陈雪莉教授在意见书里对这两章做过独立核验，她的结论是：功能完整体。”
投影亮起来，屏幕上跳出一张表格。十二行名字，三个月的数据。最后一列，列着同一个词，零。
阿澈用激光笔指着那一列：“按国家标准SAE七项定义逐条核验，无一触发。”
会议室安静了两秒。空调风管里的嗡声清晰起来。
方主任看了一眼那张表格，问第三条：“国际多中心。这个要求不现实，你们是不是想讲这个？”
“不是我想讲。”刘知遥说，“是福岛教授在意见书里写了。1978年，人工耳蜗进入日本。当时日本没有任何本土临床数据，也没有国际多中心可参照。当年日方做了有条件批准——上市后继续追踪。后来二十年，日本的人工耳蜗植入量，从一年七台做到了八千台。”
方主任摘了眼镜，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镜腿，慢慢擦。
“有条件批准。”他把眼镜戴回去，“你们是在劝我们走这条路。”
“我们是在告诉您，这条路有先例。”刘知遥的声音低了半度，“先例不在文件柜里。在那些被它救活的人身上。”
方主任没有立刻接话。他把三份意见书收拢，对齐，页脚压平——动作很慢，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捋。会议室里只有纸页摩擦的声响。阿澈站在投影旁，侧头看了刘南生一眼。刘南生坐在对面靠窗的位置，几乎没动过，手搁在桌沿，十指交叉。
他朝阿澈点了一下头。
阿澈转过身：“方主任，数据讲完了。还有一样东西，想请您亲眼看一看。”
方主任抬起头。
“陈国栋，第7号受试者，现在就在楼下。”阿澈说，“三个月，他做了263次支付操作。前两周成功率只有61%，第七周94%，第九周之后稳定在98.6%。误操作率千分之三以下。”
韩委员问：“263次真实购买，都买了什么？”
“水，牛奶，纸巾，成人纸尿裤。最贵的一笔九十六块四——给他妈买的一件外套。”
会议室安静了一瞬。
“他本人今天来了。”阿澈说，“您要是允许，我想让他上来。”
方主任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让他上来吧。”
门开了。护士推着一辆轮椅进来，过门槛时侧过身，铁轮框还是磕了一下门框，哐当一声。轮椅上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头发灰白，肩膀以下几乎不动，手腕上套着一只黑色手环。他的目光从长桌上扫过，落在那台平板上，停住。
阿澈把轮椅推到长桌一端，支起平板，屏幕面向审批委。购物界面，白底红字，一瓶矿泉水，标价三元五角。
“陈先生，介意吗？”阿澈弯腰，声音放轻。
“不介意。”陈国栋的嗓子有点哑。
他盯着屏幕。没有人动。空调管道嗡嗡响，不知谁的一支笔在桌面上滚了一下。几秒钟过去，屏幕上的光标动了。缓慢地，从左边挪到中间，停在那瓶水上。又顿了顿。光标变成“确认”——“支付成功”四个字跳出来，跟着一行小字：谢谢惠顾，欢迎下次光临。
电子提示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响了一下，像一颗石子落进井底。
韩委员攥住那枚木戒指，转了一下。护士站在轮椅后面，抱着那条叠好的薄毯，下唇咬着，没出声。
陈国栋说：“我自己买的。”他停了停，“给我妈买的。她不知道。”
阿澈站在轮椅后面，补了一句：“他入组第一周做了四十八次练习。第四十九次，买了这瓶水。他妈第二天开冰箱，发现多了一瓶水，问是哪来的，他说是护士送的。”
方主任很久没有说话。他把三份意见书合上，摘下眼镜，放在桌上。手指搭在那截胶带上，来回摩挲了两下。
他先看了陈国栋一眼。
然后他的目光横过整张长桌，落在刘南生脸上。刘南生坐在那里，下午的斜光落在他的肩上。他没有喝水，没有翻材料，一只手搁在桌沿，另一只手垂在椅侧，指腹隔着布料按着口袋里那张旧烟盒纸。他没有开口。
“这些数据。”方主任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问给屋里所有人听的，“是谁在背后等它上市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