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臂的伺服电机发出一声尖啸，然后卡死在一个扭曲的角度。
刘南生站在台架下面，仰头看那截悬在半空的金属手臂。它本该在两步外抓住那只保温杯，现在肘关节僵在原处，外壳散发出一股烧糊的绝缘漆味。空气里浮着机油和金属粉尘，呛得人嗓子发紧。
“过载保护。”梁工扶了扶安全帽，“这台电机，常温测试没问题，连续跑两个小时就罢工。”
刘南生伸手碰了一下电机外壳——烫，他缩回手指，甩了甩。中指的指腹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红印。
“国产的呢？”
“扭矩密度差三成，精度更别提。到了做动作的级别，数得过来的几个供应商。”梁工把图纸卷起来，指关节抵在纸面上，“尤其是这种关节电机，A型，订单排到明年第一季度。”
刘南生点了点头，把图纸接过来压在台架边沿，正要开口说分拆上市的事，走廊那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采购老罗攥着传真纸冲进来，跑到刘南生面前才刹住。纸的边角被他捏出两道深深的折痕，打印的字让汗洇湿了一小块。他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，把传真递了过去。
刘南生接过来，一眼扫到“解除合同”四个字。赔偿条款在下面压着，他没细看，目光停在落款的印章上——深圳本地电机厂，合作了两年，上个月还一起吃过年饭。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“今天早上。”老罗声音发哑，“他们说，生产线上的货被人全包了，三倍价，一分钱不还价。”
梁工皱着眉：“谁包的？”
“鼎元集团。”老罗咽了口唾沫，“他们在华北上了人形机器人项目，把国内能用得上的关节电机全锁死了。签字的，姓袁。”
台架上那截金属手臂还悬在半空，电机里冒出一丝青烟。厂房里静得只剩抽风机的嗡响。梁工和老罗都看着他，刘南生低下头，把传真纸折了两折，塞进上衣口袋。
姓袁。
他闭了一下眼。闭上眼的时候，他闻见了海风——不是深圳的潮气，是海南的。热气、咸腥味，码头石阶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后蒸出来的铁锈味。那年春天，海口的码头边，一个男人把烟屁股弹进水里，说：刘老板，你跑得真快。
那个人叫袁绍鑫。
1993年，海南的地价还在往里吞钱。刘南生提前把盘子丢了出去，套现上岸。袁绍鑫接了他的盘，一个多月后，泡沫碎了。变卖三亚的房产、船、公司，全部抵进去还不够零头。深秋，袁绍鑫跳了海。
那个“袁”字又回来了。笔锋比他爹当年硬得多——袁绍鑫写字偏软，他儿子袁闻远的字，收笔带着棱角。
“断供能撑多久？”刘南生问。
梁工扳着指头算了几秒：“库存够装两批样机。第三批，趴窝。”
“我要三个月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一台能走进家庭的服务原型。能端水、能开灯、能在客厅走上十圈不摔。不是量产，是这一台。”
他把图纸展开，指腹重重按在机器人下肢的位置：“电机和减速器，我去弄。你要保证这个架子能站稳。”
梁工沉默了很久。他把安全帽摘下来，看了看帽檐上磨出的痕迹，又戴回去。
“你要是真能把减速器弄到手，”他说，“这个架子，我豁出去。”
“好。”刘南生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停住，“上市的故事定了。人形机器人，家庭服务。千机智能分拆，就拿这个打头。”
他推开门。南方的潮气扑面而来，像一块湿毛巾糊在脸上。他站在屋檐下，又把传真纸掏出来看了一遍，然后拨了一个电话：“给我订一张去苏黎世的票，明天。”
“出差理由？”电话那头问。
刘南生想了想：“去上保险。”
回办公室的路上，他的步子不快不慢。路过财务室门口时，他停了一下，折进去，对会计说了句“往瑞士划一百万瑞郎，等我的账号”。会计愣住，他摆摆手，走回自己屋里，把门带上。
他没坐下，走到窗边站定。玻璃上映出他模糊的影子，外面飘起雨丝。他拉开抽屉，那个深蓝色的文件夹躺在里面，边角被他的指腹磨出毛边。他没打开，看了两眼，又推回去锁上。
周明远在深圳埋了针。袁绍鑫的儿子在北方截了货。两件事隔了快二十年，像同一根绳子的两头，被人同时攥住。
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月？
他按了按胸口口袋，隔着衣料摸到那两张磨损的烟盒纸，棱角都软了。“活下去”三个字还在。他慢慢把纸塞回去。
苏黎世下着细雨，老鹅卵石地面湿漉漉的，鞋底踩上去咯咯响。
库勒精密传动实验室在老城区边缘，门牌上的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一层锈。没带翻译，刘南生自己敲门。
开门的高大白发男人穿一件深灰色羊毛背心，腕上一块表盘发黄的老表。看到刘南生，他眯起眼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：“刘先生？”
刘南生点了一下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报废的减速器——齿轮啮合面上有一道细痕。他把它放在桌上，推过去：“这个，能做到这个精度吗？”
库勒把减速器捧到窗口的亮光下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分钟。窗外雨声沙沙，屋里只剩金属零件转动的细响。他放下，摘掉眼镜，用衣角擦了擦，又戴回去。
“你试过很多家了。”库勒说，“最后卡在减速器上。现在电机被人卡住，减速器也快了。”
“所以我来了。”
库勒嘴角动了动，露出一个缺了颗牙的笑：“我这间实验室，没有名气。银行要收走了。我有技术，没有订单。你要什么？”
“八百万瑞郎，45%股权，全球独家授权。”刘南生说，“三年营收达不到五千万，我按一千五百万估值加购到70%。”
库勒的笑容消失了。他垂下眼皮，把减速器放回桌面，金属磕木头，闷响一声。他转身面向窗户，看着细雨里的老城屋顶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刘南生没有催。屋子里暖气烧得很足，烤得他手背发干。空气中混着机械油、旧木头和一丝淡咖啡的味道。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年轻的库勒站在一台机床旁，嘴角叼着烟斗，眼神里有光。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活到现在？”库勒终于开口，“瑞典人出过价，日本人出过三次。我都没卖。”
“因为卖了，实验室就没了。”
库勒转过身来，眼眶有点红：“我父亲在这台机床前站了四十年。我站了三十五年。钱是好东西，但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留下来的。”
刘南生拉开椅子坐下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。蓝色封面，碳素笔写好的条款，页角已经翻得卷起来。他翻到中间一页推过去，用笔尖指着其中一行：“技术团队不动。你是首席科学家，研发决策你说了算。产品——三个月内，我要一个减速器能装上测试台架，连续跑一千小时不温升超标。”
库勒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雨声敲在玻璃上，像细沙一层层撒下来。他把老花镜摘下来，压在纸上，盖住那行字。
“你们中国人，都这么谈判？”
“不快。”刘南生说，“我还有两台机器人趴在车间里等着。”
库勒又笑了一下，这次笑出了声。他伸出右手——掌心的茧又粗又硬，无名指指节明显变形，是几十年拧螺丝拧出来的。刘南生握上去，感觉那只手像一把钳子，热得发烫。
“最后一个条件。”库勒说，“你们造的机器人，关节上刻Koller的字母。不是商标，算我这个老头子，在这个世上留个名字。”
刘南生松开手：“刻。正面刻。”
签完字，刘南生没有在苏黎世过夜。他坐当天最晚一班航班返程。飞机爬升到云层之上，舷窗外一片深蓝，地平线上压着一道橙红色的光，像退火之后的金属条。
他睡过去几个小时。醒来时飞机正在下降，耳朵嗡嗡作响。他摸了摸口袋，烟盒纸还在。库勒那只手的温度，好像还留在他的掌纹里。
飞机停稳，他打开手机。推送消息涌进来，其中一条来自妻子的号码，带一张照片。他点开。
照片拍的是别墅门口。清晨的光线下，台阶上凝着露水，门槛边放着一束白色菊花，没有包装纸，就那么赤裸裸地搁在石阶上。花旁边压着一张卡片。
卡片上的字迹，他没见过。但那些字，他认得：
1993年的账，该清了。
刘南生握着手机，手没有抖。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久到客舱里的人都走光了。空姐走过来轻声提醒他，他点了点头，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包。
妻子的第二条短信跟着进来：“家里没进人。花是夜里放的。要报警吗？”
他站在舱门口，清晨的风灌进来，带着煤油味和露水的凉气。停机坪上，地勤车亮着一排灯，车灯在雾气里拖出一道水痕。他拇指在屏幕上方悬了半晌，敲了几个字回去：
“不报警。花留着，别动，别碰那张卡片。”
发完，他找到赵凯的号码拨出去。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，赵凯嗓音带着没睡醒的沙哑：“老板？你落地了？”
“帮我找一个人。”刘南生说，“袁绍鑫，当年在海南做鼎元地产的。1993年秋天，跳海死了。他有个儿子，叫袁闻远，在北方。把能查到的，他家所有的东西，都找出来。”
电话那头静了两秒，赵凯的声音清醒了：“行。我天亮就动手。”
刘南生挂了电话，走下舷梯。鞋底踩在带水汽的水泥地上，一声一声闷响。晨雾里，那束白色菊花的样子还压在眼皮底下，卡片上的字像钉子钉在视网膜上。
1993年的账。那年秋天海口码头的风很咸，他二十一岁，站在码头边看涨潮的海，没想过有一天，账会追着他来到今天。
他把手伸进胸口口袋，隔着衣料摸了摸那两张烟盒纸，确认它们都在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远处正从雾气里升起来的太阳。
袁闻远——他把这个名字在心里咬了一遍，像含住一枚还没引爆的钉子。